众所周知，语言具有“约定俗成”的特性，语言本身具有巨大的惯性力量，一旦某一个词语它的内涵、意义被广泛接受，改变它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翻译是一件必须十分谨慎小心的工作。选择使用某一词汇时，务必小心辨清该词在母语中的原有内涵，以最大程度上减少歧义的产生。特别是当所要使用的特定用语是一个蕴含多重意义的词语时，积淀在这一词语上的历史文化的重负是相当多的，而这些内容，必然成为使用此母语的人理解该词的基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将造成这样的困境：译者所表达的可能仅仅是该词所包含的某一意义，而在阅读者那里，则将该词原有的多重意义同时领受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阅读者以为他所理解的就是译者所要表达的。这样，分歧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并且以讹传讹，推演下去。在圣经的翻译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注意的因素。

　　在华人普遍所使用的和合本圣经中，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本文在此仅以几个词语为例。

1）“策士”

以赛亚书九章6节下和合本译作：“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句经文旨在阐释耶稣的性质，因而是基督徒引用最频繁的金句之一，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在这一句中，“策士”是一个相当生僻的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并不为普通人所熟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不使用。因此，每当一般信徒读到这里，都需要有注释才能理解明白。目前，在大量汉语解经材料中，“策士”都解释为“谋略者”、“解释人生一切疑问者”等。《圣经启导本》注：“有『设计者』的意思，指出这位新生王治理政事、领袖全民的能力，祂有一个永远的大计划要执行”。

　　“策士”一词本是古汉语词汇。源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兼并，谋求统一天下，一批谋士奔走在列国之间，游说诸侯，出计策、献谋略，搏取功名。他们中最著名的有苏秦、张仪、陈轸等。这些策士的集中特点是：谁重用我，我就为谁服务，没有坚定的立场，不讲正义与否，只讲利害关系。因此，在强调“忠君”观念的中国，策士的名声是不好的，因而，一般地讲，“策士”一词含有贬意。虽然，策士一词后来也有人用来指谋略者，但由于词语本身已经积淀了浓厚的否定性含义，每当提到此一词，略解中国历史典故的人会有反感的情绪。和合本圣经用这一词来翻译英文本圣经counselor，就显得不够妥当。Counselor一词在汉语中更准确对应的词语，应该是“顾问”、“辅导者”、“律师”之意。在以赛亚书九章6节的语境中，翻译为“导师”可能是更恰切的选择。

2） “虚心”

马太福音五章记载了耶稣登山宝训，在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中，八福中的第一福译为“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一翻译一直误导着人们对第一福的认识。

因为在现代汉语中，“虚心”是一个常用词语，含义十分明确。《辞海》的解释是：“不自满；不自以为是”。这一解释是当代华人对此词的普遍理解。因此，华人读到圣经中“虚心的人有福了”一句，便会直接理解为：“谦虚的人有福了”，“不骄傲的人、有自满自大的人有福了”。甚至相当多的华人牧师也是这样对信徒解释的。而这一理解，与圣经的原意有相当大的出入。在这里，“虚心”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从英语圣经看这一句会更清楚些，英语是这样的：“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以英语来理解，这句的意思是“心灵空虚的人有福了”。

　　汉语本有词语缩写的习惯，如果“虚心”不是一个现存的词汇的话，通常意义上，“心灵空虚”或许可以缩写为“虚心”。但由于“虚心”已经是一个有固定意义的词汇了，所以，这种缩写就不成立。而当“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被翻译成“虚心”时，所表达的内涵就被转移了，在理解上也就产生了很大的歧义。这样的翻译就严重损害了圣经内容的表达。

3）    “孝敬”

在合和本圣经中，摩西十诫之一被译为“当孝敬父母”（出埃及记20：12a）。这样翻译是选择了汉语中的“孝敬”一词来对应英语中的Honor。

问题是，“孝”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概念，表示晚辈对长辈的绝对尊严必须采取一种卑身服从的态度，同时，还表示对长辈的养育之恩必须回报，必须尽奉养之责的要求。由于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文化，几千年来，“三纲四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深入人心，“忠”“孝”思想在人们的意识里十分明确，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的等级秩序，所以“孝”这一典型的传统文化观念里，是容纳了大量的封建文化糟粕的。在五四时期，“孝”曾经受到以鲁迅等新文化先驱的严厉批判。而当合和本圣经以“孝敬”来翻译Honor一词时，华人往往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接受这里的“孝敬”一词，人们极少能区分，在这个语境中，摩西十诫中的Honor与汉语中的“孝敬”其实是不同的。

　　在英语中，Honor的意义是：①作名词：尊敬, 敬意, 荣誉, 光荣；②作动词：尊敬, 给以荣誉。均不含有汉语中的等级性，也不含有“奉养”的意义。因此，以“孝敬”字来翻译Honor，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华人对摩西此诫命的解读，造成了很大的理解偏差。

4） 关于God的译法 

　　严格地说，圣经中的God，在汉语中是没有准确地对应词语的。比较能适当地表达这一意义的词，是早期圣经翻译时普遍采用的“上帝”一语。但这个用法现在越来越少了，被另一个词“神”所取代，成为目前使用率更高的称法。

      这样的转变过程，或许与近二十来年福音在中国的复兴时期相一致，与福音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的文化选择相一致。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求福气，求吉祥，求平安，是中国人对宗教的一种基本态度。与其它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具世俗性、实用性。历史上，无论佛教道教，都是以消灾免难，全身避祸，今生修得来生，积阴功、积功德等方式获得人心的。西方传教士早期在中国传福音中，发放救济粮与治病这些慈善行为，在引人信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近二十年的福音复兴是从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村发端的，因此更具本土性。总的看，中国教会特别重“有福”、 “永生”、“天堂”，而比较少强调“背十字架”、 “窄门”；多强调上帝的“慈爱”、 “怜悯”、“宽恕”，少讲上帝的“大而可畏”、 “审判”。从这些情况，可以约略看出这一文化选择。由于这样的原因，令人感到威严的“上帝”一词，逐渐被语感柔和的“神”所替代。

　　“上帝”一词，按《辞海》的解释，意义为：“古人想象以为宇宙万物的主宰。” “帝”这一概念，在中国起源很早，甲骨文中已经有了，是先秦时天子与诸侯的祭祀对象，也称“上帝”、 “天帝”。祭祀在古代中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大事”，往往特指两件事，祭祀与战争。“上帝”一词的庄严肃穆，与面对“上帝”的敬畏、惧怕感，使汉语中的“上帝”一词，敬畏有余而亲切不足。

     “神”的意义，虽然也有与“上帝”一词相通的方面，但“神”这个词与“上帝”不同的地方在于，“神”一词包含太多的其它意义。

①“神”多与“鬼”、 “怪”相连使用。西晋著名语言学家何晏解释说“神，谓鬼神之事”。在汉语成语中，也有“装神弄鬼”、 “神出鬼没”、 “鬼斧神工”等等。②“神”常常为“神仙”的省称，尤其在道教产生以后，“神仙”成为了道教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后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常常表达为有天界中的人物。③“神”又常有“怪异”“莫测”的含义，如孔子说“子不语怪力神乱”。后世有“神效”“神速”“神机莫测”等语。

　　总体看，“神”一词，在汉语中语义过于复杂多样，而且容纳了大量与“God”完全不同的内容，当用“神”来指称“God”时，在人们的意识里，有关“神”一词的各种意义或多或少会渗入理解之中，干扰对“God”的准确理解。尤其是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问你信什么时，回答“我是信上帝的”就基本没问题；若回答“我是信神的”，就显得很奇怪，因为会令人直接联想到一个贬意词“信神信鬼”。——而该贬意词表达的却是一种信仰的迷乱状态。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到，翻译中词语的选用是特别需要谨慎辨析的。一切理解，不始于无，而始于“前理解”。母语词汇的固有含义在人们意识中已处于既定状态，而这些母语中的词汇，不仅是词语，同时也是文化、思想、观念……，母语塑造着人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人的最初的世界观，德国语言哲学家威廉·洪堡在他的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强调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意味着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并且意味着不同的联系思想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各种意识形态与我们操持的语言之间，的确存在着内在联系。

　　如此，在圣经翻译中，怎样削减这种因母语本身的特点而导致对圣经词语的理解偏差，就是一个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