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文化带到了东方，开创了历史上光芒万丈的希腊化时代（前323-前30年），受其影响的近东各个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希腊化了，出现了所谓的希腊化安那托利亚文化、希腊化叙利亚文化、希腊化埃及文化、希腊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希腊化伊朗文化、希腊化犹太文化、希腊化安息文化、希腊化大夏文化，等等。此外，在更遥远的东方又有希腊化印度文化--犍陀罗文化，在更遥远的西方也有所谓的希腊化罗马文化--希罗文化。其中现实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希腊化犹太文化了。
　　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很快就希腊化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该城很多犹太作家只用希腊语进行写作，因此不管是在宗教仪式方面，还是个人阅读方面，都必须把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希腊文，这样犹太人才能看懂。于是出现了《圣经》的"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据说约在前3世纪到前2世纪期间，以色列12支派的72位学者应拖勒密王朝之请，在亚历山大里亚各人独居一室，进行翻译，最后各人译文竟彼此一字不差，故称"七十子译本"。到公元一世纪已流传至巴勒斯坦，成为基督教最早应用的旧约《圣经》，现在仍为希腊正教会的通行本。这是《圣经》翻译的开始，从此开始了圣经文化向世界各地渗透的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汉族也莫能例外。
　　今日所普遍使用的中文《圣经》，是国语和合本《圣经》（简称"和合本"）。这部为读者所珍爱、学者所赞赏的百万字译著，已有80多年的历史，却鲜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不过在"和合本"之前还有其他译本，其数目之多、年代之久，也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至于谁最早在什么时间把《圣经》译成中文，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直到现在仍没有肯定的答案。今天的所见的最早的汉译《圣经》是18世纪的，可稽考的汉译工作却可追溯到7世纪的唐朝。可是还有许多未经证实的、比这更早的译本的说法。考古学家仍在研究那些传说背后所隐藏的可能性，想必将来会有更多的新发现，会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真实性。因此，要讨论汉译《圣经》这个问题以前，不妨让我们先看看那些传说，然后再看历史文献给我们的较为具体的提示，最后探讨现存《圣经》的各种完全的与不完全的汉译本。
　　
　　传说中的《圣经》汉译
　　传说与史实有时难以区分，但在研究历史时，我们又不能忽略那些未经史料证实的说法。随着历史的发展，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说可能会变成事实。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要盲目地相信它，也不要轻易地否定它。唐以前，基督教是否传入中国，至今尚无确切的史料来说明，以下几种说法可供参考。
　　多马传入说。最早提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西方人士，是古罗马的阿诺比尤斯，他于公元300年左右写的《驳斥异教论》中说："传教工作可以说是遍及印度、赛里斯（Seres，丝国）、波斯和米底斯；"巴多罗买传入说。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中说：一同来东方传福音的有多马和巴多罗买二人，多马去了印度，而巴多罗买则来到中国；
　　基督徒逃难说。据法国樊国梁《燕京开教略》记载：公元65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70年耶路撒冷被毁，四散逃难的基督徒当中，有部分来到东方，侨居中国。这三种传说都指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事情。这时期的基督徒多为犹太人，福音主要靠口传，新约《圣经》尚未诞生，旧约《圣经》被带来中国的可能性不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来华侨居，已有很长的历史，有始于周、汉、唐等不同说法。根据史料，唐朝已有相当数目的犹太人在中国居住。犹太人起初自称"一赐乐业"（"以色列"之音译），做礼拜时戴着蓝色帽子，因此也被称为"蓝帽回回"（戴白帽的回教徒称为"白帽回回"）。由于犹太人按传统不食兽类腿下筋，所以又称作"挑筋教徒"。最著名的犹太人聚居地是河南省开封，设有犹太会堂，称西那高刻（Synagogue）。17世纪有天主教学者来开封访问研究，证实会堂中存在一部年代达五、六百年之久的《摩西五经》。可惜19世纪中叶的战乱使这珍贵典籍流失无存。犹太侨民是否将《摩西五经》译成中文，这种想法已难以证实。

开封犹太人读经图

　　叙利亚传教士传入说。东汉时代，有叙利亚教士二人，藉学习养蚕冶丝之名，来到中国传教；
　　三国孙吴时传入说。明朝洪武年间在江西得大铁十字架，上铸赤乌年号（238-250）。铁十字架上书："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假如铁十字架真是基督教遗物，那么可以想见基督教之花在公元三世纪的中国土地上就曾一度开放，圣经那时传入中国，并非无稽之谈。
　　传说毕竟不是史实，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有据可考的年代是公元635年（贞观九年）。
　　
　　可稽考的《圣经》汉译
　　7世纪的唐朝，经济繁荣，泱泱大国，气度非凡，对域外文化兼容并蓄，大有笑纳百川之势。一般认为基督教就是这时传入中国的。公元635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西安传教译经，时称景教。根据公元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其中有"真经"、"旧法"、"翻经建寺"等语，证实在唐朝时已有翻译圣经之举，并有一部份译本出版与流传，但并非全译，译本亦已失传。除"景教碑"的记载外，中世纪前来东方游历的人士，也宣称在中国见过基督教经典。如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以及新近发表的《光明之城》（可能是伪书）一书作者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纳等都有记录。
　　元朝时，天主教方济各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孟高维诺主教于1305年从北京寄给罗马教皇的信中说："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诗篇译成中文，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一般认为孟高维诺曾把新约和《圣咏集》（即《诗篇》）译成"鞑靼人通用的语言，"不过也有人疑为汉文。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提及在大汗宫中见过"四本福音的圣经"，只是没有说明是否用中文写成。意大利托钵僧卡皮泥在1245年奉教皇因诺森四世之命，出使元朝，他不但看见中国有新旧约圣经，也看见教堂和敬拜的活动。

孟高维诺主教

　　以上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活动，也是汉译《圣经》有据可考的时期。可惜的是，唐、元译本皆未流传后世。
　　
　　明以来的《圣经》汉译
　　明清以降，大批传教士来华，尤其是英、美教士十分热心译经工作，贡献良多，影响颇大。在天主教发面有利玛窦的"祖传天主十诫"、巴设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阳玛诺的《天主降生圣经直解》、贺清泰的《古新圣经》等。其中《巴设译本》可能成为后人马士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到18世纪末，随著基督新教来华，圣经汉译可谓百花齐放了。

阳玛诺翻译的《天主降生圣经直解》

　　1、马士曼、拉沙译本。第一本汉译《圣经》，是根据拉丁文在印度完成的。译者马士曼、拉沙前后花了16年翻译《圣经》，《新约》于1811年出版，并于1822年在印度塞兰普尔出版《新旧遗诏全书》。然而这本《圣经》很可能没有流传到中国。
　　2、马礼逊、米怜译本。第一个在中国把《圣经》完整地译成汉语的是马礼逊。马礼逊在离开英国前伦敦会给他的"指示"中称："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可根据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个场合方便行事。……我们坚信你能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等到你能达到学会汉语的巨大目标。……你……或更有幸地能翻译《圣经》。"
　　1810年和1811年，马礼逊先后译成了《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1813年将新约翻了出来，并于次年在广州出版，一共排印了2000部，工本费共用去3818元西班牙银币。随后与米怜合作翻译旧约，于1819年完成旧约的汉译工作，在伦敦皇家亚洲学院的资助下于1823-1824年在南洋马六甲出版圣经全书，并印了写阐述圣经的单张，取名为《神天圣书》。线装，共21卷。此次译经工作，有中国人参与。旅居伦敦的华人杨三德（译音）为马礼逊抄录巴设译稿，同时也指导马氏学习中文；印书工人梁发1810年起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与米怜共同印刷圣经。梁发后来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另外广州耶稣会士袁光明（译音）、李十公、陈老宜等人曾从旁协助。

马礼逊的译经活动

　　3、麦都思、郭实猎译本。本书其实是由一个四人小组合作的产物。新约称为《新遗诏书》，1837年出版，石印；旧约于1838-1840之间在香港出版，名为《新旧遗诏圣书》。
　　新约的翻译多由麦都思负责，其实是修订马礼逊、米怜的译本。郭实猎后来又将新约译本修改出版，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40年出版。本书为太平天国所翻印，不过甚多修改。1847年，洪秀全连续两个星期，去新教教士罗孝全那里听课，而且第一次看到了《圣经》译本，这可能是郭实的译本。根据郭实腊的称法，太平军将新约和旧约称为"遗书"，后面再加"圣书"二字。太平军用"天国"来表示其所建立的朝代。据说，这词来自郭实腊所译福音书中马太所指的天国。在太平天国的大力推广下，《圣经》普遍流传，地位空前高涨。据说洪秀全手下有500人从事圣经的汉译和改编工作。外国宣教团体认为福音遍传中国的时机已到，立即发起捐献运动，要为中国印刷一百万本新约圣经。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印刷厂，专门印刷出版圣经。大英圣书公会所捐得款项，足够该会在华事工未来20年之经费。

太平天国圣经。醒目的汉字两边为飞舞的双龙

　　4、代表译本。《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五口。英、美各传教机构于1843年在香港成立一个委员会，修订已有的中文《圣经》译本，由各地传教士分五组译出新约初稿，交代表委员会审阅。这一活动对香港日后成为中文《圣经》重要印刷基地，起着重要作用。审稿工作从1847年开始到1850年完成。但对基督教崇拜的宇宙主宰希腊文Theos一词的译名究应称"上帝"或"神"发生分歧，终未能统一。英国圣经公会主张采用"上帝"，美国圣经公会支持采用"神"。这个分歧至今仍然在基督教内存在。故1853年出版的《新约圣经》，分为"神"及"上帝"两种版本。
　　旧约部分不再由各地传教士参与其事，而由来自广州、厦门、上海等地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翻译。由于意见分歧，委员会陷于分裂，后分成两个团体各自工作。一个团体由麦都思、米怜、施敦力和理雅各组成，于1853年完成旧约译稿，1854年出版。1855年又与代表委员会译本《新约圣经》合订在上海出版，仍称代表委员会译本《圣经全书》。人称"上帝"版。该版得到王韬润色。裨治文和克陛存因为不赞成委员会所采用之文言文体和"上帝"译名，两人另行翻译新旧约全书，相继于1859年和1862年完成，交给上海华美圣经会1863年出版--古汉语"神"版，亦称裨治文译本。译本较"上帝"版差。
　　以上均为文言文译本，当时称"文理"译本，或"深文理"译本，至1877年已有11种之多。
　　5、和合译本。1890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大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以求减少版本过多而造成的译文混乱现象，务求做到文笔流畅而又忠于原文。次年，共成立了三个《圣经》重译委员会，分别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文理、浅文理，以及国语（或官话）。全部翻译历时27年，其中以"国语和合译本"最受欢迎，成为今日绝大多数教会采用的标准译本。

和合译本委员会

　　三个版本中，浅文理译本是一种较为浅显的文言译本，最早完成。最初试译的是杨格非，1885年杨格非浅文理《新约》译本在汉口出版。杨格非认为文理《圣经》过于艰深，无法担负普及基督教的任务，而官话译本不免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因此决定采用浅显的古汉语尝试译经。1889年苏格兰圣经公会还出版了杨格非的官话《新约》。杨格非的《旧约》（译至《雅歌》）于1905年出版。1902年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在上海出版。施若瑟为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人。他曾参与北京官话《圣经》翻译。1881年他在武汉患瘫痪症，用双指独立用浅文理翻译《圣经》。经过12年的努力，在美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下于1902年在上海出版，此版又称"二指版"，是指施约瑟在翻译旧约官话译本后中暑瘫痪，只能用两只手指工作。
　　文理译本（即古汉语译本）先后经由湛约翰、艾约瑟等人负责，费时十六年，中间曾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直到1906年才得出版文理和合译本新约，而文理和合译本《圣经全书》则迟至1919年出版。
　　国语译本从动工（1906）到出版（1919）仍在世上的，只有富善一人。富善在中国传道前后60年之久，其中29年用在译经工作上。新约重译工作在狄考文支持下进行，于1907年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约。该译本译文准确，但文字不够流畅，此后又屡经修订，至《圣经全书》出版时，与初版相比，改动甚多。旧约重译工作在富善支持下进行，并议定五点译经原则，如译文必须切合原文，必须是通用的白话文，不使用地方方言，而又便于上口诵读等。旧约译成历时13载，于1919年初与新约合订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有"神"和"上帝"两种版本。该版本逐渐取代了《圣经》的其他中译本，在汉族教徒中广泛传诵，也为中国教会普遍接受。这也是外国传教士在华集体翻译的最后一版中文《圣经》。

从事汉语圣经修订工作的传教士，左3为富善

　　国语译本受到教会内外一致好评，被誉为最佳的白话文模范作品。它不但满足了近代中国教会的需要，更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萧乾"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并"深深景仰""耶稣这一富于革新精神的历史人物。"朱维之在其《基督教与文学》一书的导言中说："中国固然已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特殊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但那只是旧时代底贡献，祖宗底努力。现在我们成了新世界底一环时极需新的精神，新的品格，新的作风，来作新的文学贡献，新文学中单有异教的现实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基督教底精神原素。"
　　为了向不讲普通话的中国人传福音，教士们将中文《圣经》再改写成各地方言。这些方言译本种类很多如上海、福州、宁波等方言，但每种只适用于某一省一地，并不象上述译本那样可以遍及全国。上述方言译本多数采用汉字译音，少数为传教士创造的罗马字母拼音，后一方法后来成为汉语拼音的滥觞。
　　另外还出版过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版本。其中最早的满文译本于1822年出版，另有朝鲜文译本、蒙文译本、苗文译本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圣经》未被译成该民族语言之前，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所以他们中有不少用《圣经》翻译使用的注音字母为其文字，有的甚至沿用至今。

印刷好了的苗文圣经

　　再看看东正教方面的译本。满清政府于雍正五年（1727）正式批准俄国东方教会（即希腊教会）在中国设立教会，原意为方便俄国使节人员礼拜，东正教士正式开始向中国传教。来自俄国的东正教士当中有不少专门从事汉学研究，著述甚多。其中有高理主教于1864年着手将新约圣经由希腊原文译成中文，又经巴拉第主教修订，正式成书。目前保存的版本的1864年在北京印刷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译本都是外国传教士翻译的。其实不只是外人在翻译《圣经》，中国基督徒自己也在动手翻译圣经。如金陵神学院教师朱宝惠与赛兆祥于1929年合译出版《新约全书》；王宣忱自行翻译新约，于1933年在青岛出版重译本《新约全书》；1946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了吕振中的《新译的新旧约全书》；陆亨理和郑寿麟博士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新约和《诗篇》。新约定名为《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于1939年出版。新约及《诗篇》的第三版合订试验本，于1958年在香港出版。
　　除了上述各新约译本外，还有个别书卷之翻译，例如：译自英文本的《现代语文圣经新约译本》（1956年）、王福民的《雅歌》（1960，汉英对照、文言白话兼用）、刘翼凌的《约翰福音》（1964）等各具风格的新尝试。圣经公会还用现代口语出版了《新约全书》译本。总之，解放后的这些译本都是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
　　有人统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圣经》的各种版本有1600多种，仅在中国的发行量就已达3亿余部，而每年又在不断增加有新的译本。处于基督宗教核心地位的《圣经》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诠释，涌现了大量成果。但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圣经》研究似乎显得落后、单薄，尤其是神学界和学术界隔阂很深，有种不相往来的味道，这大大制约了《圣经》的研究，使得中国难以有建立一门真正的"圣经学"。这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