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教会宪章（ 11 ）》指出：“教友们藉圣洗圣事加入教会，因着神印受命作基督徒的宗教敬礼；他们重生为天主的儿女，应该在人前宣示他们经教会之手，由天主所承受信仰。因坚振圣事，他们在教会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享受圣神的特别鼓励；身为基督的真实证人，更有义务以言以行去宣布保卫信仰。”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从领洗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成为“天主的子民”，就理应肩负起广传福音的使命，在人前宣示自己的信仰，作“基督的真实证人”，并身体力行保卫信仰。因此，我们也就成为传播福音的光荣使者。
就像天父派遣了圣子，圣子又派遣了宗徒们（参阅若 20 ： 21 ）；教会由宗徒们接受了这件宣布救世真道的庄严命令，便要到天涯地角切实执行（参阅宗 1 ： 8 ）。而我们每一位信友，都有责任传播福音，直到全人类都成为天主的子民。
自耶稣创立教会两千年来，从宗徒世代相传直到今日。现在全球 60 亿人口，已有三分之一成为基督徒。而纵观中国这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而今信仰基督（包括新教教友在内）的人，还仅仅只有百分之几！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作为一名中国的基督徒，难道就不应该反思一下，为福传我们又作得如何？面对社会不断泛滥的享乐主义，并由此滋生的种种罪恶，我们能不能出污泥而不染，作道德的中流砥柱？面对人间的痛苦和磨难，因而出现的种种无奈，我们这些被特别召选的基督门徒，又岂能袖手旁观，甚至无动于衷？
天主从千千万万人中，特别挑选我们领了洗，获得了基督的救恩，更应该不辱福传的使命啊！圣保禄宗徒有一句名言：“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格前 9 ： 16 ）有一位神父说：“我们大家都要认不传福音的罪！”如果都能体会到不传福音的“罪”与“祸”，中国教会就有希望了，我们祖国十多亿骨肉同胞就有希望了。因为尽管天主给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得救的道路，但如果由于我们这些“选民”的疏忽和懈怠，而使他们丧失了认识基督真道的时机，以致使那些灵魂不能得救，而堕入永苦，这个责任我们能担待得了吗？这样的大罪难道不应该由我们来认吗？我们又该遭受多大的灾祸才能赔补于万一呢？想到这里，能还不猛醒？
二、神父更应致力于福传
特别是我们的神职人员，受到天主的特别拣选，教会多年苦心孤诣地培养，“又因圣秩圣事之故，依照永远的最高司祭基督的肖像，被祝圣为新约的真司祭，去宣讲福音，管理教友，并举行敬天之礼。”（《教会宪法章》 28 ）由于接受了这样神圣而崇高的职务，教友们都尊敬他们为“灵魂上的父亲”称为“神父”，更要时时扪心自问：我是否能当得起这个称呼？常有教外人问：神父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传教的”。既然是以“传教”为职业，所以才称之为“神职人员”。其实，更确切地说，神父应该是“传播基督福音的专职人员”。因为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把外教人劝化进教，更重要、更实质的是让福音精神贯彻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正如主耶稣所命令的“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传播福音是神职人员的本职工作，就应以此为生，一心一意、毫不懈怠地投身于这一神圣事业，直到生命的终结。 圣教会历来把传播福音作为最根本的首要任务。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今年 2 月 6 日接见圣座教义部全体委员时强调：“传播福音乃是教会的首要和基本任务。任何传播福音的工作都不能脱离协助人在信仰中与基督相会的努力。为了这个理由，我极度关切的乃是整个教会传播福音的行动，不论是对不认识基督的，或是对已经认识基督却远离他的人，这个行动绝对不能减弱。”这就是说，传播福音的对象不仅仅是那些非基督徒或外教人，而且也要向教内的，特别是那些领了洗却不能按福音精神生活而远离福音的“浪子”和“亡羊”让他们重回到天父的家，回到基督的“门”里来。
看，这就是我们刻不容缓，紧急而长期的任务！
我们传播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要皈依基督，并遵守他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使万民都成为天主的子民，使天主的国临在整个世界。这伟大的事业必须靠我们辛勤努力，艰苦卓绝奋斗才能完成。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的福传事业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国家的改革和宗教政策的重新落实，使福传的环境和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成千上万追求真理的慕道者，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天主圣言的甘泉，涌进主的羊栈；一批一批的牧人也正在茁壮成长，走向牧灵的岗位，担负起福传的神圣使命。这是天主上智的安排，是天主仁慈的眷顾，愿天主的名受赞颂！
三、离“圣教广扬”还差得太远
我们为这一切都作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的每一份成绩都已经记录在天国的功劳薄上；但我们绝不能为此骄傲自满，一切成绩都归于天主圣神的运作，而我们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且，我们所作的一切离“圣教广场”还差得太远太远，仅举数例说明：
1 、自上世纪 60 年代，世界刮起了改革开放的旋风，“梵二”会议的召开，为普世教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国经历了十年浩劫，于 70 年代末终于走出恶梦，迎来新的春天。然而，我国大陆的天主教会却步履蹒跚，始终走不出与世隔离的“桃花源”。封闭的组织管理体制、封闭的工作模式、封闭的福传方式，以至封闭的人际关系和封闭和思想意识，封闭了外面大好的春光，真是个“春风不度玉门关”。“梵二”会议已过去 40 多年，而大陆教会唯一称得上“改革”的仅仅是中文弥撒，那也是近 10 多年的事。国家都已经改革开放了，而教会却“我自岿然不动”，何谈“与社会相适应”？去年全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制订了三个规章条例，确是从组织上完善管理，推动福传的好办法，理应切实贯彻执行，但时已经年，收效甚微，看来还得“慢慢来”。
2 、关于福传的质量
数量与质量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讨论的是福传的效果，这包含了教友的人数和素质。在我们教会，往往在劝化一个人领洗进教以后，很少注意继续培养。就是祝圣一位神父后，便分配在某一堂区工作，也很少能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一个人进了教或当了神父，如果没有机会进行再学习，加上自身的堕性，就很容易走回头路，成为“已经认识基督却远离他的人”。教会当局理应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天主的羊群不再迷失。这就需要在各个教区的每一个堂区和会口，不断组织丰富多彩的训练和活动，由此成立各种活动团体，使每一个教友无一例外地都能生活在一个或几个有组织的活动群体中，在共同分享中，凝聚起来，不断提高福传的质量和个人素质。有不少地方，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很好，应该全面推广。也有很多地方，教友只管进堂望弥撒，弥撒完了，各奔东西，老死不相往来。说起来教友不少，都是一盘散沙，互不相干，何谈福传？何谈合一共享？何谈素质？长此以往，教友自然就流失，教会也要“自行消亡”，这不是耸人听闻吧！
教会有一个传统：“教友听神父的，神父听主教的，主教听教宗的。”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强调领导说了算，一切听领导的。这样一强调，往往就抑制了下面的积极性，形成了一切等上面安排，一切靠上面作主，一切要上面负责，而“下面”只需跑跑腿，端个茶、送个水；这样一来，还能做什么事？
作为一名现代司铎，在福传工作中，是关键人物。他上接主教，（当然也应听命于主教）下连广大的教友群众，你不领导、不组织、不发动、不实干、不行动，教友就成了无牧之羊。神父分享主教的牧职，是主教的助手，如果神父撒手不管，单靠主教一个，如何福传？当然不能抹杀主教的领导作用，但大量的实际工作，还得靠神父去完成，所以说神父是关键。
3 、一定要把熟读圣经、宣讲圣经、实践圣经教导作为福传的主要工作
圣经与圣传一起是我们信仰的源泉，圣经是天主的圣言，与耶稣圣体一样尊贵无比，如果我们能学、讲、实践，圣经就成为生活的天主圣言，否则圣经就只是一本印有文字的死书，毫无价值。当前，我国大陆教会对圣经是不够重视的，这显然不符合普世教会的精神，更不能满足基督徒信仰的需要，不利于福传和牧灵工作的开展，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支柱，是福传的依据，因此，就必须把圣经的学习、宣讲、见证贯穿到我们的每项活动中去，使人人熟读圣经，事事以圣经为指导，这样“活学活用”，我们的福传工作定有成效，我们信友的素质定有提高。
传播福音，是主耶稣交给我们每一位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的光荣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可以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方法，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一种“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的忧患意识。天主给我们的生命不过几十年，我们不能再等待。迫在眉睫的工作是“谁来收割”那成熟了的漫山遍野的“庄稼”，那数不清的迷失的“羊群”，正在荆棘中痛苦地挣扎，他们睁着求助的双眼，正热切盼望上主的救援。而天主已经派遣了我们，我们岂能再迟疑？赶快放下一切，救命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