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修士，所以福传为我来说更有意义，它不仅是我作为基督徒应尽的责任，而且是我深思熟虑后唯一的选择。修道院生活的这几年，使我深刻地感悟到：天主是全能的，我是无能的。现在的我，离铎职的岗位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我能为教会做什么，也不知道我将会做出什么，但我的心一直是火热的，我愿意在祈祷中聆听他的圣言，也愿意在生活中遵从他的指引，借着我这个无能者的努力来彰显天主的全能。如果让我谈谈对福传事业的理解，我觉得福传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外人士传扬福音，弘扬基督普世博爱的精神；二是对信教群众要再福传，提高他们的信仰质量，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牧灵工作。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对于给教外人士传扬福音，我觉得要走本地化的路线，天主教如果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中国人势必会对天主教产生排斥和反感。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中得到启发。自福音开始传播，就产生了有关文化适应的问题，由适应犹太文化到适应希腊罗马文化，基督徒无不想尽种种方法，使福音在本地文化中生根。在欧洲，经过多番努力，基督徒成功地把信仰根植在当地文化里。而福音在中国同样也是经历着种种的坎坷。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到中国传福音的基督徒，是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入华的景教徒。他们留下的文献说明早已晓得采用儒、释、道的用语，为的是比较容易地为中国人接纳。这可以说是基督福音在中国本地化的最早尝试了，不过在经历了前后共七百年的历史，由于过多地使用了佛教用语，结果在唐武宗灭佛及农民起义时便从中国消失了。罗马天主教会于1294年传入中国，以孟高维诺为首的传教士可以说是把福音带入中国的第二批基督徒。当时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对所有外来的宗教都能容忍，有很多归依者都是上流社会或宫廷中人。可惜的是因元朝的灭亡，明朝的闭关，东西交通因回教徒的兴起遭封闭，使得一度兴盛的传教事业因孟高维诺的去世而没落，直至消失。明朝末年，第三批传福音的基督徒来到了中国，他们是16世纪时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利玛窦。他们尝试着将基督信仰融入晚明时期的儒家文化，并培养出被称之为“中国教会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他们的出现代表着基督信仰与儒家文化相互融合的成功，从而使得福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奠基，不再消失于无形。只可惜耶稣会与方济各会和道明会因传教策略不同，而引起的礼仪之争，导致清政府长达一百多年的残酷禁教，使得可喜的传教事业又一度坠入低谷。
    纵观中国整个福传的历史，可以看出，只有在福音文化与本地文化相融相适的环境中，福音文化才能扎根、生长和壮大。那么，今天的中国教会该如何做好本地化的工作呢？这需要有天主智慧的引导，同时需要中国教会的反省与实践。我个人认为，中国教会，无论是主教团还是地方教区，应该全面提高神职人员的综合素质，支持他们去大学进修或是出国深造，培养出教会的人才，建立起中国的神学体系，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神学体系。如果那样，福音文化与中国文化依然是没有交融，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本地化的工作了。房志荣神父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话：“传教士不必、也许不能本地化，但他能帮助教会本地化。只有本地人才能使他的教会本地化，只有借一个头脑将启示与本地文化有创造性地融合为一，才是一个有机的、生活的本地化。传教士应做的是集中力量，制造各种条件，让本地人去从事这种有创造性的综合。传教士应与本地人一同工作，而不是为本地人，或代替本地人工作。” 所以，培养中国教会的人才和神学家是当务之急。
    然而，神职人员的后备力量，仍然是在各个大修院学习的修士们，对他们的培育应更为重视和加强，否则他们还会继承前辈神长们的“老传统”。但是，目前全国的各个大修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师资力量薄弱，外教又不允许请进来讲学，神学书籍有限等等的不利情况，也是摆在各位主教及神长们面前的难题。从福传的第二个方面来说，就是要做好牧灵的工作，这主要是针对已受洗的基督徒，为使他们更能加深自己的信仰，更能明了教会的教义，更能懂得该怎样参与礼仪，更能在生活中彰显出基督的爱。能够做好这样的工作，对于神职人员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神职人员有圣德的榜样和气质，也要求他要有良好的学识作基础。单从礼仪来说，《礼仪宪章》是梵二大公会议最先通过的，而且早已有中文的翻译。时隔40年过去了，这革新后礼仪至今在中国教会还没有完全地实施（例：没有系统的讲授各种礼仪和圣事的意义；候洗者没有足够的、正式的慕道准备期；结婚者没有给予婚前和婚后的辅导；许多教区没有在礼仪年适当的时期中举行忏悔仪式以及团体修和礼等等）。导致梵二礼仪精神不能彻底贯彻和实施的因素，我觉得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闭门造车的司铎；也有知道后而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神父；还有的干脆将责任归咎于主教没有给予清楚的牧灵指示；当然也有积极主动的神职人员做出了一些成绩，或是由于能力有限而力不从心的神长们，无论这些神长们做出了多少成绩，至少他们那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可能我的这些话，对奉献于教会的神长们以及在艰难中奋进的中国教会有些刻薄和失敬，但这些现象毕竟是事实，之所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我对中国教会充满着热爱的感情和共融的希望，才表现得这样心急如焚和大言不惭。
    原谅我吧！中国教会！我的心是善意的！同时我也觉得自己与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的神父，还相距甚远。所以说，做一个神父容易，做一个好神父可真是不那么简单啊！总的来说，对于福传事业，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我能为教会做什么，也不知道我将会做出什么，天主是全能的，我是无能的。但我觉得至少应该做到一点，就是一切都全心依靠天主，一切都尽心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