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史大约有五千年，其中前两千多年为文明对话的朦胧期。由于“文献不足徵”，对这一时期对话史的考察，多半是通过神话传说和考古发现来研究。人神对话是这一时期对话文明的主要特征。一首无名的令人绝望的苏美尔诗歌表达了人神对话的欲求：“我呼唤我的神，但是他没有出现。我对我的神祈祷，但是她没有抬起头。”四大古老文明为朦胧期的文明对话留下一些痕迹。公元前1500年，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在伊朗高原游牧时，曾零星接受过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听说过美索不达米亚关于洪水的古老神话。雅利安人进入北印度后，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发生对话。在哈拉巴文化的影响下，雅利安人建立了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公元前2500年至前1200年间，希腊的爱琴文化与地中海对岸的埃及文化相互对话，克里特岛上发现的石瓶、象形文字、陶轮、泄水管都是埃及传入的，也是文明对话的产物。公元前1900年至1700年间，起源于两河流域的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处亚非两大陆交界处的迦南，是埃及和两河流域两大古老文明对话的桥梁，也是西亚、北非文化与小亚细亚、希腊文化对话的桥梁。这片被地中海和沙漠包围的土地，既是文明对话地，也是世界几大宗教的发源地。

　　中华文化古史传说中共工与颛顼争帝的战争，可能是早期文明对话的一种模糊记忆。夏禹时代，炎黄、东夷、苗蛮等部族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已经非常频繁。多元发生的中国早期文化中贯穿着文明对话。有一些对话的本来面貌今天已经很难确指了，三星堆文化留下的许多千古之谜中无疑包含有文明对话之谜。铸造精美、形态各异的众多青铜造像，造型夸张，写真细腻。他们究竟是何方人氏？来自何种文明？不得而知。人们一致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交互影响的产物，当然也是文明对话的结果。

　　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被哲人称为轴心时代，它是文明对话的原创期。轴心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状态具有鲜明的对话性，这一时期通过对话产生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原创性。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在对话中产生的。开明的齐桓公在国都稷门外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聚会论辩，开创了中国民间学术思想对话的先河。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之一《奥义书》，其本意为“亲教书”、“侍坐书”，其成书与《论语》辑录师生论难对话之辞相似，因此有人把它视为印度的《论语》。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大量运用了对话的方式，佛祖与他的追随者和信徒的对话与论难，后来被结集为佛经。佛经的成书与《圣经》中的《旧约》成书时期相近，它们都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对话大师。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述而不作”，苏格拉底思想方法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对话。“苏格拉底式对话”已经成为哲学思辨的专有名词，它像助产士一样点燃对话者的思想原创火焰。柏拉图充分领会“苏格拉底式对话”的精髓，不无引申地记述了苏格拉底对话的内容，发展了对话体的哲学著作。

　　如果说轴心时代几大富有原创性的文明对话还只是多元文明内部的对话，具有多元共生性，那么，随后的1500年间则是文明对话的多元互渗期。也就是说，世界几大文明系统开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明创造了以汉唐文化为代表的文明辉煌，并将自身的文明光芒向周边地区或国家辐射，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其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宋元时期，二进制、四大发明等中国制造的文明，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世界和欧洲。此一时期，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对话架构中更多地担当了文明的传播者和输出者的重任。

　　二是有影响的几大宗教开始向其他文明地区渗透自己的影响力，拓展自己的版图。宗教文明对话的结果是使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由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宗教的渗透或拓展既有和平对话的方式，也有战争对话的方式。

　　在东方，佛教的渗透或拓展基本上采用了和平对话的方式。佛教从印度出发，分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向南主要是向斯里兰卡、东南亚地区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向北则分兵两路，一路经中亚细亚传入中国内地，一路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形成藏传佛教。在西方，基督教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经由保罗的大力传教，吸引了罗马帝国成千上万的非犹太人信奉，基督教迅速以和平对话的方式从发源地中东向欧洲传播。早期基督徒受到罗马帝国的镇压、迫害，直到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才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基督教占领欧洲的历史进程使得西方古典文明转向中世纪文明。

　　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富有活力的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向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传播和渗透。伊斯兰世界的强盛引起它与基督教世界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于是在1096年到1291年期间爆发了持续近200年时间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系列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目的是想把罗马天主教的圣城耶路撒冷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来。十字军前后进行过八次东征，最终还是失败了。它付出了惨重代价，造成了基督徒与穆斯林长期的仇恨和敌对，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文明的深刻对话。从文明对话史的角度总结，十字军东征失败的教训说明，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宗教文明对话是行不通的。

　　相比之下，和平而包容的宗教对话值得特别提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图景彰显了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和而不同的不凡气度。宋元时期的泉州，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一座“宗教和平对话的圣地”。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宗教都在泉州汇集或互渗，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日本教、摩尼教等。泉州至今还保留一大批重要而珍贵的宗教文化互渗的遗产。各种宗教在泉州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平共处，为世界宗教文明对话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人类文明对话的半径，随着远洋航海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扩大。哥伦布1492年跨过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启了世界近代文明史新的宏伟篇章，同时意味着文明对话资本期的来临。自16世纪起，从美洲输入的金银财富极大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奴隶贩卖、香料贸易、殖民地资源掠夺，直接导致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资本的扩张，本质上是以一种不断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逐利方式在说话。资本通过工业文明而培育的扩张性对话，直接导致“一切向钱看”的文明一元化和同质化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会永远赚下去。”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商业文明对话方式。此时，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方式与性质与以前的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只每个毛孔流着血的“怪兽”，资本的对话方式瓦解了欧洲封建领主制和农奴制，也动摇了一切非西方的即非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资本借助公司的组织形式不断去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从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诞生到19世纪欧洲股份制公司的成熟，资本找到工业文明对话的最有效的扩张载体。世界从此进入了文明多元化与一元化这两种主张和趋向激烈博弈的时代。

　　随着以世界大战的武力对话方式瓜分世界市场的结束，随着资本主义最高形式帝国主义的衰败，人类文明对话史在20世纪进入一个全新的开放期。说它是开放期，是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单一的民族文化或文明形态都不可能以“闭关锁国”的方式孤立地存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或文明形态必须开放各自的“对话视窗”。资本扩张的文明一元化对话方式，必将在开放互动的新世界中受到文明多元化对话方式的全面挑战乃至摈弃。

　　迄今尚在动态发展的这个文明对话开放期值得研究的大事让人眼花缭乱，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五件大事对于多元文明对话的启示意义极为深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与解体；1978年开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穿越民族国家疆域边界、扫除世界市场文化障碍而建立的全球化公司或跨国公司；由知识经济和高科技文明带来的互联网或地球村；因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而导致的气候异常和生态灾难。这五件大事，有的已成为应反思的历史，有的是正在发展的现实，还有的是有待商议的未来。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正视现实，还是面向未来，我们都必须本着人类多元文明和平对话的精神或宗旨。

　　人类正站在21世纪多元文明发展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唯有对话。（张三夕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