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寫過一首詩“給”跳樓自殺的老詩人徐遲，題目叫《幻滅》，其中有一句是這樣的：他厭惡的城市，我仍在居住//他逃离的婚姻，我已經卷入┅┅。那時，我就把他的死歸給了日益世俗化商業化的、使人日益孤獨、不斷犯罪不斷墮落的城市，同時也是我所居住的這座城市。它不僅奪走了詩人徐遲，還奪走了很多雖然活著卻像死了的人，譬如我。
 
徐遲的自殺給了我极大的打擊。可以這樣說：我剛剛送走海子的自殺，又迎來了徐遲的自殺，之后就是昌耀的自殺，其中亦有顧城的自殺与謝燁的被殺。這些都是詩人的自殺。還有很多未成名詩人的自殺，我就不一一說了，數目也是惊人的大—每听到一個詩人离去，就像我和他們一起离去。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處于已死狀態。
 
有一段時間，就是徐遲死后的那一段時間，亦是我生命最最無助的那段時間，我由遠离世俗、遠离城市忽然變得憎恨起我所居住的城市來┅┅我沒有辦法向它追討，我不知道老詩人徐遲死在這座城市的哪個環節：肯定不是他所跳的那棟樓，更不是將他接住的那塊地面。
 
我坐在街頭的木椅上，看著無數輛車來往穿梭：沒有一輛車知道徐遲的死，沒有一輛車在意徐遲的死。我甚至想到，它們所輾軋的街道就是徐遲。每一輛車經過，都仿佛走在徐遲身上。看著看著，我就覺得它們輾軋的不是徐遲，是我。這就是我的長詩《明天見》的最初起因—盡管這首長詩在當時极為先鋒的《大家》上作為凸凹文本（實驗文本）發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寫完了《明天見》，我感到生命到了最后關頭。
 
我就這樣与我的生命掙扎与僵持著，与我的婚姻掙扎与僵持著，与我使用的文字掙扎与僵持著，与我研讀的各樣書籍掙扎与僵持著，我還与我居住的這座城市、我生存的各樣環境掙扎与僵持，甚至与死亡掙扎与僵持著┅┅從此，我不想与任何人打交道，不喜歡出門，甚至不喜歡城市的街道┅┅
 
我差不多沒有再寫詩歌。我也确實沒有再寫詩歌。偶爾寫几句，那也不能再叫詩歌，而叫死亡。像一個四面楚歌的人，我用自己沙啞的喉嚨向所居住的城市、自己的親人、自己的生命說了一聲：明天見！
 因為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我已經背負不起我自己了┅┅
 
　　　　　　　　最后的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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