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开宗明义说：“耶稣亲自作证的在真理中的爱德”乃是“每个人和全人类真正发展的主要动力”。这道通谕的对象是整个天主教世界和“所有善心人士”。在引言中，教宗提及“爱德是教会社会训导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有遭误会和脱离生活伦理的危险”，因此使之与真理相配。通谕提醒道：“一个没有真理、只有爱德的基督信仰，很容易被认为是善良情愫的储存库，为社会的和睦共存有用，但只属于边际效用而已”（1-4）。
发展需要真理。教宗说没有真理，“社会行为便要受到私利和权势逻辑的摆布，给社会带来分裂的效应”（5）。本笃十六世着眼在两个“道德行动的指导准则”上，这两个准则来自“在真理中的爱德”的原则：正义与公益。每位基督信徒都蒙召叫，也经由影响城市生命和社会生活的“制度的途径”来行爱德（6-7）。教会强调：“它没有技术性的解决途径可供给”，但它有“真理的使命待完成”，以便营造“一个符合人、符合人性尊严、符合人 圣召的社会”（8-9）。
通谕第一章谈的是保禄六世的人类发展的讯息。教宗提醒说：“缺乏永恒生命的前景，则现世人类的进步必将陷入窒息的境地”。没有天主，发展既可能，也将“失落人性”（10-12）。
通谕写说保禄六世强调：“为建设合乎自由与正义的社会，福音具有不可排除的重要性”（13）。在《人类生命》通谕中，蒙蒂尼教宗“指出生活伦理和社会伦理之间存在的强烈关系”。今日也一样，“教会强调这个关连”（14-15）。教宗解释《人类发展》通谕中圣召的概念。既然“发展产生自超性的召唤”，则“发展乃是圣召”。该通谕又指出：当“发展旨在提升每个人和整个人”，则这样的发展该是“全面的”。又说：“基督信仰不依赖特权或权势地位来关心发展的事”，但“依靠基督”。教宗明显指出：“落后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物质问题”，更在于意愿、思想、尤其在“在于人际间和民族间缺乏友爱”。又指出：“日愈全球化的社会使我们更接近，却没有使我们成为兄弟”。因此需要动员，好使经济朝向“完全人性的结果发展”（19-20）。
在通谕第二章里面，教宗开始深入谈论当代人类发展的问题。他指出：只是追求利润，“而不想到公益乃最后目标，将导致破坏财富并制造贫穷的危险”。他举出几个变相的发展说：“多少带有投机的金融活动”，“经常只因受到刺激”却处理恶劣的移民潮，还有“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开采”。面对这些彼此关联的问题，教宗祈求一个“新的人文主义纲要”。他说危机“迫使我们重新规划我们的脚步”（21）。教宗证实，今天的发展乃是“多元中心的”。“世界财富绝对在发展，但差距也增加”，产生新的贫穷。教宗惋惜腐败在富裕和贫穷国家都存在；有时候大型跨国企业不尊重劳工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国际援助经常由于”赠与者受惠者 的“不负责任，而偏离了原来的目的”。教宗同时揭发“某些富裕国家借着实行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方式，特别是在卫生保健方面，来保护自己的知识”（22）。
教宗提及东西集团对立结束后，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要求重整全球性的发展方案，但这“仅局部发生而已”。今天对国家公权的角色则有新的评估，冀望公民社会得以参与国家和国际政治。其后，教宗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富裕国家迁移低价格产品的固定产地，他警告说：“这种进程导致社会安全网的减少，给劳工权利带来严重的危险”。此外，“裁减社会开支，这经常也是国际金融机构促成的，足以使国民无力面对新旧的危险”。从另一方面看，也发现“政府为了经济利益理由经常限制工会的自由”。因此通谕提醒各国执政人士“第一个应该维护并重视的资本是人，完整的人”（23-25）。
通谕接着谈到文化层面的问题，指出互相影响的可能性敞开了对话的新前景，但这也有双重的危险。首先是文化方面兼容并蓄的折衷主义使各种文化“基本上都被视为同等”。反面的危险则是“文化被一视同仁”后，生活风格一律化（26）。通谕于是谈到饥饿的可耻现象。教宗指出缺乏“一个有能力面对紧急局势的经济体制结构”。他祝望发展中的国家在农业生产技术上能找到新的可能，同时进行公正的农业改革（27）。
教宗本笃十六世特别强调尊重生命“不能与各民族的发展脱离关系”。他指出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不断在进行人口控制，“甚至强迫堕胎”。在发达国家散布着“反生育的观念，而且经常设法把这种观念当作文化上的进步来传达给其它国家”。通谕继续说：有“可靠的怀疑指出，有时那些为协助发展所提供的帮助与卫生保健政策牵连在一起”，这些政策强制实行生育控制。那些“与安乐死有关的立法”同样令人担忧。通谕提醒说：“当一个社会开始走向否定和终止生命时，就再也找不到理由和力量为人的真正利益服务”（28）。
另一个与发展有关的问题是宗教自由权利。教宗写说：暴力“抑制真实的发展”，“那些以原教旨为背景的恐怖暴力主义特别使用暴力”。此外，许多国家宣传的无神论“相反各民族发展的需要，窃取了他们的精神和人性资源”（29）。事实上，为能够发展，需要由爱德来协调的各种知识互相为用（30-31）。因此，教宗祝望当前的经济选择能够继续追求人人都有工作的首要目标。他警惕各国避免短视的经济政策，这种“短期、甚至极短期的经济政策”以降低维护劳工权利的水平，来换取“国家在国际上更大的竞争力”。为此，教宗呼吁改正运转不灵的发展模式，这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健康状况所要求的。这一章以有关全球化的话结束：“没有在真理中的爱德的引导，这个全球性的推动足以造成至今人类尚未见过的灾难的危险和新的分裂”。因此，需要“崭新和有创意的努力”（32-33）。
博爱，经济发展以及平民社会（公民社团）是通谕第三章的主题，它以对捐赠经验的赞扬作为开端，而此经验由于狭隘的效率主义或实用主义眼光常常并不为人所认可。教宗透露，就伦理方面的影响来看，经济自主的信念竟然导致人以破坏性的方式滥用经济手段。发展“如要真的具有人性幅度”，应该“为无偿的原则留出空间”。（34）这一点对市场有特别意义。
“没有团结和互信的内在本质—这是对它的警告—市场无法圆满完成其所有的经济职能。这里再次重申，市场“不能只依靠它自己”，而应“从其它主体汲取道德能量”，而且不应将穷人视为“负担，而应视为一个资源”。市场不应变成强者欺压弱者的地方。它还补充：市场逻辑“在达成公共利益时才完成其目的，这同时而且尤其应该是政治团体的责任”。教宗明确说，市场并非与自然对立。最后，为使人，“他的伦理知识和他的责任感”都被牵涉其中。教宗结论说，当前的危机显示出“社会伦理的传统原则”—透明，诚实和责任感 –“不能被忽略。”同时，他提醒说，市场并不减低国家的责任，市场需要“正确的法律”。他重新引述“百年通谕”，指出“同系统，三主体的必要性”-- 市场，国家和平民社团，并且鼓励“经济文明化”。需要“稳定的经济形式”。市场和政治亟需“向相互给与开放的人”。（35—39）
他注释说，当今的危机也要求企业进行“深刻的变革”。其经营“不能只顾及雇主的利益”，也“应同时为当地团体负起责任”。教宗的话所涉及的是企业经理常常“只按股东们的意愿行事”，他邀请他们要避免“投机性”使用财务资源。（40-41）
本章以对全球化现象的重新评估作结束，它指出全球化不应只是被视为“经济和社会性进程”。“我们不应作全球化的受害者，而应扮演全球化的角色，在爱德和真理的引导下，以理性来推动全球化进程。全球化需要“一个向超性开放的个人主义和团体性的文化导向”，能够纠正“运转不良”。又说，“财富大量重新分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福利的分配不会被自我中心或保护主义的作为所终止。”（42）
在第四章，此通谕将人民，权利与义务，环境的发展作为发挥的主题。本文指出，人们注意到富足社会里“对于剩余物品权利的强调”，然而在某些不发达地区却还缺少食物和净水。“不考虑义务而只强调个人的权利”会导向“疯狂”。确切地说，权利和义务属于伦理的范筹。如果“它的基础只是建立在一伙儿人的决议上”，那么便是“每时每刻都可能改变的”。政府和国际组织不可以忘记“权利的客观性和固有性”，（43）在这议题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人口增长带来的相关问题”。“视人口的增长为落后的首要肇因”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教宗再次强调了人不可将性“仅仅视为享乐和游戏的行为”，也不可以用“强制性的生育计划”这种唯物政策来约束人的性生活，他之后又强调“带有伦理性的负责任地向生命开放是社会和经济的一个宝藏”。又说，政府“受召叫推行以家庭的整体为中心的政策”。
“经济－教宗再次强调－需要伦理以使其正确地运作；并不是任何伦理都可以，而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伦理”。文章强调说，以人为中心这一原则，必须作为国际间“发展协作”的指导，而且必须要考虑到那些受惠人。“教宗呼吁：国际组织需要对其行政系统的实际有效性作出自我检讨”，“通常是太昂贵了”。又提醒，有时“是因着穷人的名义来维持行政体系昂贵的开销”。因此，建议对收到的捐助进行“全透明”的监督。（45－47）
此章最后的几段是关于环境的。对于有信仰者，大自然是天主的一件礼物，需要有责任地使用。在此情形下，我们注意到了能源的问题。一些国家和组织对于“资源的垄断”，构成了“贫困地区发展的严重阻碍”。因此，国际团体必须“寻找架构上的方法来制约对于不可再生能源的掠夺”。“那些在技术上领先的社团能够而且必须降低对于能源的消耗”，同时必须“推动对于替代能源的研究”。
总的来说，“人们有必要在观念上有所改变，以便采用新的生活方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其中一个形式便是“趋于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决定性的问题“是社会所持伦理的复杂性”。教宗又提醒说：“如果人不尊重生命及自然死亡的权利”，“人类社会的良心就会失去人类生态的概念”，这也包括环境生态的概念。（48－52）
人类家庭的合作是第五章的重点。在此，本笃十六世强调“人类的发展特别依靠对于四海一家这一观点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写道，“只有当天主在公众领域内也占有一席之地”，基督宗教才可以为发展作出贡献。如果“拒绝公开宣认其宗教的权利”，那么政治就会“带有一副压迫性和挑衅性的面孔”。他又指出：“因着世俗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人们失去了”在理性和宗教之间“进行有成效对话的可能性”。这类的违反“对人类的发展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代价”。（53－56）
教宗因此提到了辅从原则，此原则“通过中介性个体的自治”为人提供了帮助。解释说，辅从原则“是专门针对各种过度的社会福利国家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良药”并且适于使全球化这一现象更加人性化。本文关注到：国际上的援助，“有时能够把人锁定在一个依赖状态下”，因此不仅包括政府，也常常有民间社会的各个团体的介入。实际上，“往往援助的货品只是将”发展中地区“的商品推向了边缘化的市场”。（57－58）文章又倡导那些富裕的国家尊重所作过的承诺，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多数配额分配”在发展上。并祝愿教育事业更大众化，特别是“全人的培育”，因为一旦陷入相对主义，人们就会变得更加贫穷。文章又以性旅游这一罪恶的现象作为例子。“教宗说道：我们很沉痛地指出此类事件之所以发生，常常是伴随着当地政府的支持、客源国家的沉默、以及旅游单位间的勾结”。（59－61）
教宗之后又提到了移民这一“时代”现象。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面对移民问题”。每个移民“都是一个有位格的人”，“他拥有在任何情形下值得所有人尊重的权利”。教宗要求不要将外国劳工视为一件商品并强调了“贫穷和失业的直接联系”。他呼吁所有的人应拥有正当的职业，并邀请那些非政治性的组织对在一些国家中社会权利受损害的工人们多加关注。（62－64）
在金融方面，又重复说，对实有经济造成危害的滥用过后，现在回过头来，成为导向发展的一个工具。又补充说：“金融工作者必须重新发掘指导他们行动的伦理基础”。教宗又要求一个担保弱小个体的“行业规则”。（65－66）
本章的最后一段，教宗指出“重整”联合国及“国际经济金融架构”的“紧迫性”。呼吁“出现一位真正的普世政治权威”，他能“以一贯的方式施行辅助和团结的原则”。又确定说，此权威追求“有效率的权力”。最后以一个呼吁作结尾，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秩序的高级机构”来管理全球化。（67）
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重心放在人类的发展与科技这个题目上。教宗提醒我们警惕“富于反抗性的自负”，这样的自负以为“人类可以借科技的奇能重新创造”。教宗警告：科技不可拥有“绝对的自由”，他揭示说“全球化的进程有可能想以科技来替代思想意识”。（68－72）与科技发展有关的是社会传播媒体，而媒体的任务是促进“每个人和每个民族的尊严”。（73）
今天科技至上主义和人类伦理责任感在进行文化上的交战，而其首要阵地便是生物科技。教宗解释时附加说“没有信德，理性最终会迷失在自我全能的幻想中。”社会问题变成了“人类学问题”。教宗遗憾胚胎和克隆的研究“是当今文化所推动的”，当今文化 “以为已经揭开了所有的奥秘”。教宗对“一个系统性的优生计划”感到害怕，（74－75）所以他重新强调“发展本身除了物质的成长外，也必须包涵精神上的成长”。最后，教宗呼吁要有一颗“新的心”以便“超越唯物主义对人世间事物的看法”。（76—77）
教宗在通谕结束时强调：发展“需要基督徒举起双手朝向天主祈祷”，需要“爱和宽恕、牺牲自己、接纳他人、正义以及和平”。（78-79）
（梵蒂冈电台华语部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