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对于我国文学的影响，远远没有像对欧美文学那么大，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一、圣经传到我国比较晚，虽然基督教远在汉朝、唐朝、明朝曾先后传到中国，但并没有将圣经译成汉文，直到马礼逊，十九世纪西方派来中国的第一位英国传教士，才把圣经译成汉文。这样，圣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比佛教的经典和回教的《可兰经》要迟些小些。

　　二、圣经的思想和中国文学的传统思想有较大的距离。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宗教思想，一向是对人生表示一种淡然的态度。道教是地地道道起源于中国的宗教，它对人生着重消极的无为思想，缺乏积极的情绪和意志。道教思想较浓的唐代诗人李白就曾被一部分人视为颓废主义者，足为明证。儒教对于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但除了道德的整肃之外，没有什么宗教的力量，因为它对神的观念非常淡薄，缺乏宗教的想象和热情。孔子本人虽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五十而知天命”，但不愿谈论“怪力，乱神”。圣经既有积极的情调，又富于宗教的感召力，自然不容易被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国作家们所理解吸收，更不愿意宣扬开发。

　　三、基督教近代传入中国是随西方民主义一同进入的。难免会被长期闭关自守排外思想极浓的大多数中国视为“洋货”，“邪说”，盲目排斥，即使有少数有见识之士，见解不同，也不敢抗俗直言。

　　尽管有上述几方面原因，但圣经由于富有生命力和特殊性质，对中国文学仍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圣经的翻译文学和文体，对我国的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

　　研究英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英译圣经奠定了英国文学的基础。中文圣经译本是经过许多人的心血和长时期的不断订正而成的。早期的中文圣经译本多种，最成功的译文就是目前最流行的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这译本要求很高，正如富善博士所说的：“其文要与原文相近，同时又要浅易到普通人都能领悟，并且在文法上也要纯洁，委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这质量较高的译本正好在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前夕完成，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这一点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也都承认。郭沫若说：“合译一法，基督教徒运用得最为敏活。”（《文艺论集续集》），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这篇文章中说：

　　“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说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这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周作人这番话是极准确的观察，是很有预见性的。当初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学时，主张用“文学的国语”来写“国语的文学”，一部分人只注意《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称这些小说是“文学的国语”的源泉或标本，不很注意圣经。这是因为那时一般青年对于基督教还没有认识，没有好感；纵使有些人心里明白这本国语的圣经译本是白话文学的先躯，也不肯直接承认。后来在新文学作品中渐渐出现圣经的语句，如“洗礼”，“天使”，“乐园”，“复活”，“天国”，“福音”，“悔改”等词汇在青年作家笔下渐渐频繁地出现时，便不能再遮掩新文学受到圣经影响的事实了。

　　后来愈多认识西洋文学，便也愈加明确圣经的价值；翻译西洋文学作品的经验愈多，便也愈觉得圣经翻译的难得可贵。圣经译本对于原文的忠实，行文的平易通顺，却不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那种曲笔的译品可比拟的，于是开始承认圣经的翻译是模范的翻译了。

　　当然，官话和合本的中译圣经并非尽善尽美，由西洋人主译，中国人襄助而译成，难免有些地方朴素有余而隽雅不足，文字谨严而欠流畅，通顺而缺修辞，等等。

　　二、圣经对我国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方面，有的是以圣经的内容为题材，有的是宣扬圣经的教义，它们采取了民族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由于为数不多，容易被读者忽略，这里提一些比较突出的事例：

　　在我国新小说中，完全表彰基督教精神的，至今尚未出现，但也有些作品跟圣经的故事和基督教教会的活动有关。

　　女作家苏雪林（笔名绿漪）的《棘心》，可算是一部差强人意的作品。它是自传体的小说，叙述作者在法国留学时怎样受到基督教徒的感化，受洗归入教会的事情。文笔流畅，描写细腻，中间有几段关于基督教教义的理论，叙述细致感人。

　　其它客观地描写基督徒生活的作品，在长篇小说方面，有著名作家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这部作品中的李应，龙树古、龙凤和赵四，都是救世军教会的信徒。李应是个心地坦白的青年，他之所以加入教会是因为教会是做好事的团体，并且教堂里整齐严肃的气氛也吸引着他。龙树古是为了解决衣食需要而加入救世军，用宗教术语来说，是为饼为鱼而来的，动机不纯，所以最后为德不卒，背道离教了。龙凤是龙树古的女儿，是不好打扮的美女，大方，自然，活泼，思想现代化的信徒。赵四是个奇人，他是因为救世军是勇敢有斗争性的宗教团体而加入教会的。老舍是基督徒，但他并没有特意褒扬基督徒，只是把中国基督徒的几种面孔客观真实地描绘出来，供人们思考，判断是非。这种忠实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是应该肯定的。

　　也有些作家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来写作品的。如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和《上帝的儿女》这两部小说，它一方面描述教会的精神，一方面揭发教会的黑暗面。有些地方也许失之偏颇，但也可以作为基督徒反省悔改的资料，促使教会健康地成长。这类作品在客观上也反映出基督教在社会日益扩大的影响。

　　巴金的《灭亡》和《新生》，作者不是基督徒，但这两部中篇小说却满有基督教的精神，就是爱和牺牲。

　　短篇小说中，有郁达夫的《沉沦》，它叙述一个青年受教会学校强迫信教而起反感的事。郁达夫另一部短篇小说《南迁》，叙述了一个男士得到一位信基督教女子的安慰，但她的信仰太注重于形式，忽视内心的重生。她反而劝她的男朋友对宗教不能过分虔诚，不必深入研究教义，用她的话说，谙“只能登堂而不愿入室”。这样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心重生，对教义浅尝辄止，停止不前的基督徒，今日仍有许多呀！

　　中国新文学以散文小品为最成功。这方面的作家中，有一些是基督徒，如谢冰心，许地山等，熟悉中国文学史的读者，对二人的代表《寄小读者》，《落花生》等，相信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所流露出来的博爱、牺牲、旷达、热爱自然、热爱人们的感情，正是基督精神的反映，这也是它们具有强大感染力，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忧国忧民，想通过文学唤醒国民的灵魂，改造国民性，他这种思想也曾受到圣经的影响和启迪。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有一段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我们查考圣经，耶稣并没有讲过车翻要扶的话，但耶稣一生的言行是体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赛42:3.）鲁迅是指耶稣这种精神而说的。

　　鲁迅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表现出他对圣经有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他欣赏《耶利米哀歌》，认为是希伯来文学的绝唱，其中传达了弥赛亚将要来临的希望。有的学者认为鲁迅当时也是想寻找一位强有力能拯求中华民族的弥赛亚，以寄托他的革命先觉者的理想，就鲁迅作品的精神看，鲁迅可称为中华民族的耶利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