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整体发展稳定，个别地区基督教力量较为活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于2008年11月至12月间，在江西、湖南、云南3省11县市的调研结果，基督教在各地的发展较之前各年度并无明显增多趋势，但个别地区因信徒基数较大、民族传统等原因，基督教较为活跃。比如，江西省YG县JP乡有信徒11981人，占全乡人口的33.36%；云南怒江州FG县的基督教遍布于各个村寨，信徒占全县总人口的57.62%。各种调研数据显示，其他省份，如河南、安徽、浙江等，这种基督教发展活跃的个案亦大量存在。
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家庭教会问题步入学者视域，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调研及预测也成为本年度热门话题。除了上面提到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在云、湘、赣等省进行的抽样及重点调研获得的相关数字外，2008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袁岳所公布的该公司于2007年5月进行的“中国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中，便涉及基督教信仰人数问题。这一数据是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20个城市、16个小城镇、20个农村，对7021名16岁到7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获得的。事实上，早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便在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中进行过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他们的调查显示，有31.4%的中国民众宣称自己具有宗教信仰。这说明，在中国社会至少有3亿多各种宗教信徒。其中，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追随者大概有2亿人，基督徒大概在4000万左右。这一抽样结果以《宗教信徒超过估计三倍》（“Religious believers thrice the estimate”）为题发表在2007年2月7日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并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的研究结果相比，这个数字明显偏低。在2008年10月及12月，于建嵘研究员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两次讲座中，均提及目前“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6000-7000万人左右。”虽然这个数字来源于估算，但据作者自称这是他两年来走遍全国多个省市，并在详尽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出来的。与以上结果对比，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1600万基督徒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提及的2000余万信徒，均显低估。
其实，对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这个问题，国内外各种势力早有多种猜测。英国学者林保德（Tony Lambert）在他的著作《中国基督徒亿兆》（China’s Christian Million）中认为，中国的福音派信徒应该在3000-5000万之间。按照国际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分析，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则大概在7000万左右。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早在2003年就声称，在中国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合计有8000万之多。毫无疑问，这些数字中猜测的成分多于科学统计，并不足为信。
事实上，就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基督徒人数问题的统计学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学术意义及社会意义。跟随期望“中华归主”的宣道士们及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的各种国际势力热炒这一数字，并对这一数字本身的意味进行种种猜测并无任何实际的价值。况且，这其中还掺杂着如何界定基督徒的问题。那些“圣诞基督徒”可能不在少数；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基督教“民间信仰化”和民间信仰“基督教化”问题，主体词不同，性质完全不同。毕竟，中国的农村信徒占中国所有基督徒的七成以上。另外，其中还存在着各宗教之间的“生态平衡”问题。假若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信徒在同一阶段也保持甚至超过基督教的增长速度，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基督教增长过快呢？也许是我们对“基督教”这个字眼太过敏感了。2003年，曾有学者就温州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温州的基督徒有53万，约占750万人口的7%，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高的。但调研同时表明，温州的佛、道两教及民间信仰的追随者的数量、教职人员的数量、宗教场所的数量都高于基督教。而且，信仰的“市场”基本形成，留给基督教的发展空间并不很大。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基督徒及其团体的社会作用问题，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关系，等等。在这些问题面前，中国基督徒的数字问题只能表现为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话题。
除了中国基督徒人数这一热门且敏感的话题外，中国基督教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多元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一方面，这种多元状态表现于不同教会组织形态层面。对此，有人用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独立教会来区分；有人直接将之称为基督教信仰的红色市场、黑色市场、灰色市场；有人将它区分为挂靠两会教会、挂靠地方两会聚会点、半宗派教会、未登记教会、乡村基督教会。另一方面，多元状态表现为不同阶层、群体间基督信仰的不同特征。比如，知识分子阶层信徒、农民信徒、城市平民信徒、企业界聚会、少数民族信徒等等，这些群体的基督教信仰均表现出鲜明的人群特色。中国基督教的这种多元化存在状态，还表现在不同的圣经解读、不同的文化观念等多个方面。这种多元化特征既为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及发展提供了活力，亦为之增添了众多挑战。
下面，本文将以三个群体的基督教信仰状况为例，管窥中国基督教在2008年度的发展状况及趋势。这几个群体虽不能代表中国基督教发展全貌，但却是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热门话题的关注对象。它们分别是大学生及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群体、“老板基督徒”及其员工信徒群体、农民及外出务工基督徒群体。
1.高校大学生基督徒群体
2008年，大学校园中的“基督教热”现象仍保持热度，大学生信教问题颇受关注。众多数据显示，在这一群体中，基督教信仰者的比例要远远高出普通民众的信教比例。2008年初，一份在上海地区六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为4.7，远远高于上海市基督徒1.07的比例。在北京地区高校中，情况相同。根据2004年左鹏发表于《青年研究》上的调研报告推测，在北京某大学中的基督徒学生数量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8%，远远高出当时基督徒在北京市总人口中所占的0.23的比例，而左鹏的这一统计数字还低于大部分相关研究。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的调研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明确认信基督教，而在2008年，由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同样题目进行的试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数字为2.8%；2008年9月“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的数字为3.8%。
据多项调查显示，大学生信徒多为入校后信教的。2004年，左鹏的抽样数据表明，在82名大学生基督徒中，一年级信教的19名学生中有9名是在大学中入教的，占47.4%；二年级入校后信教的占66.7%；三、四年级的信徒中，这个比例分别变为63.4%和70.6%。总体来说，有63.4%的大学生基督徒是在进入大学之后信教的。2008年，由华桦在上海高校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11.8%的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时间为1年、41.2%的人信教时间为两年，这同样表明了上述事实。
为什么大学阶段会成为青年人入教的关键阶段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大学生特有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基督教及相关知识。根据学者们的调查，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途径主要有家庭影响、朋友影响、神职人员影响、书籍影响等几个方面。以2004年左鹏在北京地区的调研结果与2008年华桦对上海地区大学生信仰状况的调查报告为例，可以看出，朋友及同学影响和家庭影响是大学生入教的最主要因素。当然，神职人员及书籍影响在此过程中亦不能忽视，它们占有很大比重。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这些因素只是高校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外因，它们与普通民众信仰基督教的外因对比起来，除了受书籍及教堂氛围影响的信徒略多而外，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在高师宁研究员进行的一项针对北京地区基督徒的调研中，所回收的452份有效问卷中有56.6%的样本认为其他信徒对自己的信仰影响很大。另一份针对山西南部A村的调查显示，有81.4%的人是通过外地人或周围熟人传教而入教的。笔者于2009年初在河南省某乡村教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144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最初通过朋友或信徒介绍而接触到基督教的有73人，占受访人的50.6%；通过家庭及亲属接触到基督教的有61人，占受访人的42.3%；另有通过书籍等途径接触基督教的2人，自己主动寻求者2人，宗教场所氛围影响者3人，未做回答的3人。因而，要回答大学阶段为什么会成为青年人入教的关键时期，我们还不得不探讨学子们信仰基督教的内在诱因。
按照惯常理解农村基督信徒的思路，人们首先想到这些学生有可能是校园中的弱势群体。但正如下表所表明的，被调查的300多名信徒学生在家庭成员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方面并无明显的弱势倾向。
大学生基督徒基本状况：
家庭关系状况 和睦70.6%；一般29.4%；不和睦0
家庭经济状况 非常富5.9%；富23.5%；中等水平17.6%；一般52.9%；贫困0
健康状况 健康70.6%；一般23.5%；病弱5.9%
另外，人们还习惯于从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学习压力、情感挫折、教育功能弱化等多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思路不免有将信仰问题，尤其是宗教信仰问题首先进行价值判断的嫌疑。似乎先有了众多棘手问题，然后才有了基督教信仰。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上述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即便他们走向社会，也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大学校园中如此凸显呢？笔者认为，这与大学生的文化多元追求及大学校园中的文化多元背景有很大关系。2008年3月所发表的另一项调研成果中提及，在问到最初信仰动机时，除“家庭传统影响”这一主要因素外，“寻求真理和智慧”占到受访大学生的33.3% ，这种选择甚至超过了“寻求心灵寄托”这一城市基督徒的典型回答。虽然大学生并非有意追寻特定的基督信仰，但却不能排除在多元文化追求过程中，偶遇概率的增多。对此，人们不应先入为主地做出某些价值上的定论。
无论大学生们的信仰诱因如何，他们在信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特征还是有别于普通信众，尤其不同于以短期功利性目标为主要信仰动力的农村信徒。大学生基督徒们对于信仰目的及意义的回应与之截然不同。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更深的意义在于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过程中，有76.5%的人选择了“荣耀神”，有70.6%的人选择了“爱上帝及爱人如己”，而对于“获得福报”、“灵魂入天堂”、“独善其身”等答案无人问津。正是这种较为非功利的理解方式，也让大学生在认信之后具有更为虔诚及理想的表现。在2004年左鹏发表的那份调研报告中提到，当问及“您平日参加的宗教活动有哪些”时，有84.1%的人选择了“家庭聚会”，65.6%的人选择了“教堂礼拜”，二者都选的达到35.1%。同样，2008年，华桦的调查报告显示，有88.2%的大学生基督徒每周参加基督教团体活动；82.3%的人“每天”或时常阅读圣经；100%的人“每天”或“时常”祷告。
笔者认为，随着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文化价值取向追求环境的宽松，基督教信仰在整体范围内的合理发展，大学生信徒的数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根据2008年“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明确表示“不信仰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有兴趣”的学生占到46.4%，这足以表明高校基督徒潜在力量的庞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高校中，教师信徒的比例要高于学生，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也较学生更为正面，这或许是大学中基督徒数量继续发展的又一佐证及动因。但是，我们亦应意识到，这种增加是就某种限度而言的。一方面，这种预测来自于大学文化环境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不同信仰倾向之间的制约。比如，一项针对非信徒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42.5%的受访者对佛教感兴趣，36%的对基督教感兴趣，16.6%的对道教感兴趣，13.6%的对天主教感兴趣，8.3%的对伊斯兰教感兴趣，20.9%的则对所有宗教均不感兴趣。上述“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表明，有38.5%的学生表示“不信仰基督教，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没有兴趣。”这一比例要高于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调研过程中所获得的31%的数据。这一下降也许并非偶然。
与大学生信教群体相关的话题便是知识分子信徒群体。这里涉及前几年热议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以及最近出现的“海归派基督徒聚会”以及高级知识分子聚会现象。有的海归派基督徒形成了自己的聚会点，而由许多高校教师、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构成的家庭聚会已经由聚会点形式发展为较具规模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有自己的名字。在此类教会中，有的拥有近千名信徒。在基督教中国化、教会礼仪改革及社会服务工作方面，这些教会正进行着大量改革尝试。由于篇幅关系，这些内容将留待日后探讨。
2.老板基督徒及其员工信徒群体
很多基督徒将财富与自己的信仰生活对立，认为财富表现出基督徒灵性生命的软弱。但这一观念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基督徒群体中几乎销声匿迹，他们转而开始崇奉英国教会名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lsley)“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这一座右铭。一份针对平阳地区四个新教教堂734名信徒的抽样调研显示，所有受访人均不反对信徒做生意的行为，或者认为“可以做生意”，或者认为这“与信仰无关”，还有人认为“这无所谓”。当问及他们对做老板的看法时，也只有1人表示反对，大部分人认为“只要不违法，荣神益人就行”。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于财富的理解及当地经济发展氛围，催生了“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
浙江大学陈村富教授是最早对“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进行界定并研究的大陆学者，他在美国《宗教研究评论》（Rewiew of Religious Researh）杂志上发表的《一个新型基督徒群体正在中国兴起》（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Christian in China Today）一文中指出，“以个体经营和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商人、企业主、经理、董事和有股份的职工教徒，俗称‘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正在崛起。”“老板基督徒”群体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主要兴起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温州地区教会最为典型。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另一种是一些企业家，在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无论哪种情况，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热心于捐资修建教堂，有的还担任教会长老职务，肩负堂务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灵活的处世原则及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切直接影响着当地教会的发展。2007年初，笔者赴温州苍南县进行调研，处处可见雄伟的教堂，造价均在几百万元以上，甚至村子里的教堂也毫不逊色。有的教堂只是几个信徒捐款修建的。教堂中有先进的扩音及录影设备，有的还安装了中央空调。在与教会信徒座谈时，牧师或长老往往会请几位教会中见多识广的基督徒企业家一起参与。温州地区老板基督徒的能量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见一般：温州地区萧江水井头教会建于萧江镇中心，是当年内地会传教士所建。但有一批经商的信徒认为这个地方难以发展，建议搬迁新址。在遭到反对后，有18人（其中3人为企业家）坚持另觅新址建堂，由此建成了今天的锡安堂。锡安堂高四层，附有三层楼千余平米的辅助房，其中一层为停车场。其气派为全县之冠，在温州地区也小有名气。锡安堂的一位长老不无得意地说：“我敢保证20年内我们不用愁教堂不够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内地城市甚至西部地区，“老板基督徒”的身影也随处可见。既然“老板基督徒”不仅仅是基督徒，还是老板，就必然会将其信仰理念贯穿于企业文化及管理上。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为了商业精神及其公司、企业的经营，他们亟需一种公司精神或者企业文化来支撑他们的独立经营。”为此，这些老板基督徒个人所拥有的基督教信仰便被“带进了公司和企业，并且成为了公司、企业的重要经营理念。”有的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明显表现出信仰优先的原则。兰州一位基督徒老板说：“我会选择的[指基督徒——笔者注]，因为基督徒到底是我们相互认识的，这个关系就近一点，我肯定会这样”。在这个公司中，基督徒大概占到三分之一。另外，在该家公司中，体现基督教信仰的元素也随处可见。比如，在公司不同的部门都悬挂与信仰有关的书法作品。在财务室写着“神就是道”、“天道酬勤”、“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职工会议室则是“静默慕道”、“静享天赐”、“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在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内，则悬挂着“天道忌贪”、“以马内利”等字幅。有的公司或企业则直接以“天心”、“神力”、“神和”、“神信”、“迦南”等基督教传统术语命名，企业中有众多与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
随着这种与信仰有关的企业文化及管理模式的贯彻及深入，基督徒员工的大量引进，加之基督徒老板的权威及影响，在企业中形成一种信仰共同体，并最终演变成基督徒企业的可能性也很大。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李向平教授在相关论文中还详细记录了某著名民营企业在周一早晨的聚会经过：
首先是唱诗，内容是《一件礼物》和《坐宝座的圣洁羔羊》；接着是信心短片欣赏：《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了吗？》；然后是读经：诗篇第119篇；111耶和华的律法；最后是公司负责人讲他的见证。……公司老板的言语之中，既有公司的管理要求和经营目标，同时也包含了信仰的互动和信任的强化，他说：“信仰与利益无关，无论个人或企业。信仰，只关乎个人、家庭，关乎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晨会临了，这位公司老板建议，让我们齐声诵读一段《圣经》：不要忧虑。
随着老板基督徒及基督徒企业的增多，在有些地区甚至还成立了基督徒企业的联谊会或工商团契，规模较大的有上百位基督徒老板参加。中国地产界精英王石在其博客中，就曾讲述过他偶然参加过的一次这种联谊会的经历：
2008年初，接受朋友邀请参加福建的一个企业家春鸣会，到会才知道是一个信基督教的企业家的聚会。有海归、也有文化程度初中的，有当地出名企业家、亦更多是小企业主和企业白领。活动是第二天举行，当晚聊天至凌晨3点，话题就是劝说老王感受主的荣耀。大意，圣经上预言基督教将在东方发扬光大，这个东方难道不是指的中国吗？我没有被开化，但翌日春鸣会上唱颂我主耶稣的开场却令人感动。
在关注国内民营及个体经营企业中的基督信仰群体的同时，外企中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一些韩资企业最为典型。有些外资企业老板不但自身具有着虔诚的基督信仰，而且还有强烈的宣教意识，甚至有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中国设立工厂和公司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很多企业是以此来营造一种凝聚、和谐、诚实的企业氛围。在经营过程中，他们会在公司组织团契，或在自己家中进行定期聚会。
在一些公司和企业中，虽然管理者不是基督徒，但员工中的基督徒有时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信仰团体。比如，昆明钢铁公司，在80年代初，只有几名信徒，但到20世纪90年代初，基督徒已达千人以上。在“坚信基督论坛”（Faith Christian Forum）中有过这样一个调查，从中可以看出基督徒职员的潜在发展力量：
投票主题：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发现有几位基督徒，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成立祷告小组，一起在公司里见证神。9票
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其他非信徒一样。2票
不采取任何行动。0票
总之，随着企业家进入教会，许多教会自养问题得到解决，有些地方教会还有盈余。在温州地区，有的教会甚至不提倡信徒平时过多奉献。因为他们的教堂已足够宏伟，数年中不需要扩建，信徒关怀事工上也有足够经费。用一些牧师的话说，他们不希望教会拥有过多的剩余资产，给财务管理上造成困难。虽然就全国教会来说这只是特例，但如何对待教会资产和财富问题，如何引导其投资或参与社会工作，如何建立国内教会间的互助机制而减少境外别有用心力量的财力干涉等问题，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企业内部宣教及聚会的引导及规范问题，也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另外，在基督徒企业内部，基督教发挥着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及激励功能，那么如何让这种制约及激励功能外向化，发挥其在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也是需要信徒企业及社会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3.农民及外出务工人员基督徒群体
上面我们谈到了大学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及“老板”阶层所代表的经济界的“信教热”，同时，中国还存在着与上述群体特征迥异的农民基督徒群体，他们是中国基督徒的主力军。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督教掀起的“基督教热”多兴起于农村，学术界最早探讨中国基督教现状的文章也是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这种关注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基督教现状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的重点。2008年，中国农村基督教延续近几年整体发展脉络，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弱势群体仍为农民信徒的主要构成成分
10年前，据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教授考察，中国内地农村因治病免灾而寻求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数占信徒的60%以上。那么，今天的情况如何呢？从对山西张店镇的调查看，52.8%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46.3%因家庭遭遇祸患或办事不顺而信教，只有2.4%因精神追求而信主。同样，对山西南部A村的调研数据显示，认为基督教能消除疾病，使家里人平安而信教的达142人，占被访信徒的85%；在募捐动机上44.9%选择了可“消灾除病”。这同样在笔者近几年的调研中得到证实。在浙江省钱库镇XJ村，一位基督徒谈到信主原因时直接回答：“因为自己的女儿生病，求佛、烧香都不管用，打针也不见效果，但信耶稣后，其病情逐渐好转，因而就信了。”在内蒙翁牛特旗S村，很多信徒因为自己或家人得了久治不愈之症，比如脑瘫、癌症等而信教。笔者近日于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进行抽样调研获得的数据显示，48.6%的信徒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上述数据说明，祈求医治是农村信徒信教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在农村教会中，老人、妇女、文凭低者仍占较大比重。在贵州西北地区，学者调研显示，“到2002年3月底,整个毕节地区基督教信徒中有文盲半文盲48352人,占58.03,小学的25984人,占31.31,小学以下文化层次的占其总数的89.34。”在山东T县某聚会点，10多年来，王某一直是《圣经》的宣读者和诠释者，因为他读过一年初中，比较“有文化”。 另外，“在黔西北农村地区,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观念依然存在,这使许多村妇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也促使当地女性容易接受宗教信仰。2002年3月底,毕节地区有女性信徒48988人,占其总数的59.03。”2008年岁末，笔者赴云南曲靖市进行有关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研。数据显示，在曲靖市麒麟区，50岁以上信徒占60以上，30-50岁的信徒约占30，18-30岁的占10。女性大概占80-90。信徒主要为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与郊外农村人口，这两部分合起来约占80。在宣威市城区教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一半，妇女占聚会信徒70以上，约60%的信徒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其中，仅10%左右的信徒有正式工作，其他多为打工与自由职业者。同样，笔者在永城市条河乡10几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85%左右的问卷填写者为女性信徒。
无疑，社会弱势群体眼中的上帝，就是那种有可能改变其弱势地位的力量，即便这种力量似乎有些虚无缥缈。
（2）基督教在部分农村具有丰富文化及道德约束功能
农民之所以走入教堂，除弱势群体寻求帮助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农村文化生活的荒芜，农闲时无所事事，农忙时又无调节身心之处。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很难满足农民在精神层面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教堂及活动无疑成为人们社交、娱乐并陶冶情操的替代场所。2008年，一份有关陕西关中地区某村基督教的调研报告中这样记载：“在南村及更多区域的村庄，大部分农民闲暇时除了看电视之外，就是打麻将和玩纸牌”，而“信徒除了每周日在南村教堂聚会一次，一般在自己家也进行。如唱赞美诗，讲圣经和共同祷告。在圣诞、春节，信徒看碟片，学习舞蹈和表演节目。”2008年元宵节，该村基督徒邀请某县一个约有15名基督徒组成的乐队表演根据《圣经》和《迦南诗选》改编的节目，其中有舞蹈、独唱和快板。当时“尽管大雪融化后道路泥泞，然而附近村落没有信神的农民也纷纷前来观看‘热闹’。其中有步履蹒跚、白发如雪的80岁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少妇和年轻男子，还有数个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民组长。”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教会的这种“集体活动”同样具有吸引力。2008年，另一份关于安徽省泗县的调查报告记载：“城关镇教堂设有‘唱诗班’，每天下午都有读经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同时开办‘青年读经班’，对青年人特别是女青年进行宗教知识培训和普及乐理知识，丰富了青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无疑，这些共同的信仰及教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的生活及社交范围，丰富了农民的生活内容。
另外，在农村，基督教教义对于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惯有禁止性规定，更不允许信徒有偷盗、打人、骂人等行为，同时要求人们诚实、不嫉妒、孝敬父母、疼爱子女、教徒间要亲同兄弟姊妹，这些无疑有助于教徒在日常行为中约束自己，并在被动的“怕主惩罚”的意义上获得道德提升。2008年，笔者在云南宣威地区调研时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姓刘的信徒举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来证明基督徒的良好公民形象。一次，他请生意上的伙伴吃饭，饭后那个人要“洗脚”。刘先生认为这种“休闲活动”有悖于他的信仰，于是拿出400元让那个人自己去了。然而，在场的另一位姓单的信徒不同意刘先生的做法，认为这助长了那种违反圣经诫命的做法，压根儿不应该给那个人钱。单先生见证说，他不久前患病，发烧咳嗽，医药无用，向上帝祷告也始终不好。经过多日折磨，他认为自己的病因应是多日前摸麻将的后果。当时，朋友玩麻将三缺一，在他们再三邀请下，他碍于情面只得加入其中。尽管为了让上帝原谅他，他把赢的钱都还给了其他人，但神还是怪罪了他。于是，他痛哭流涕向上帝忏悔，结果，病很快就好了。由此，单先生更加坚定了不做违背圣经原则的事的决心，即便是向世俗风气妥协的行为也不行。单先生甚至还认为，正是“神”让他改变了“翘二郎腿”这个对人不敬、但改了几十年也改不了的坏习惯。
（3）弱势群体的构成决定着农民基督信仰的功利性、不稳定性性、盲目性
农村信徒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进教堂绝对不是心灰意冷寻找解脱的，而是带着某种现实期待而来的。比如，期待自己病体痊愈，期待自己死后入天堂，盼望自己事业顺利，甚至盼望自己财运亨通，等等。当然，这并不排除有的是为了寻心灵平安、灵魂得救。根据各项调查显示，后一种仅为少数。难怪基督教界有人抱怨说，“有的人信耶稣仅仅把教会当医院把耶稣当医生而已，有病找耶稣无病就忘记”。就此有学者总结到，农村“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但这种制度化的形成更多的来自于教徒的精神动力，或曰‘心诚则灵’，而不是来自于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理解或感悟。”这种功利性直接决定了农民信徒的不稳定及信仰上的反复性。当参加聚会多日后无效，或者因为农忙无暇参与时，便离开教会。笔者在内蒙S村调研时获知，村中有位信徒，因祈祷后自己生病瘫痪的毛驴可站立行走而信仰了基督教，但当第二天驴又倒下且多次祷告无效后，就不再参加聚会了。
农民信徒信仰的片面性、盲目性也很明显。这或许与我们将要提到的农村地区合格教牧人员偏少有关。2008年，有学者统计，“目前整个毕节地区[贵州——笔者注]有基督教信徒85338人,全区有教牧人员364人,其中牧师22人,长老120人,传道222人。在毕节西四县共有基督教徒73833人,只有208名教牧人员,其中有牧师21人,长老71人，其余大多数是传道员。而22名牧师中,21名分于西四县。从整个毕节地区来看,教牧人员和信徒的比例约是1：203,其中牧师和信徒的比例约1：3356。”农村地区合格教牧人员的匮乏，其直接结果便是自封的传道人及错误教义盛行。比如，在解释圣经中种子被荆棘阻止生长的比喻时，有的传道人把“荆棘”解释为“经济”，说经济发展了，信仰自然就受到阻碍。有的地区的信徒认为，人是否属灵是天生的，一些传道人通过对儿童相面确定其是否为神灵的代言人。有的地区甚至认为看电视有碍信仰，认为这是“对主不心诚”。2006年，在安徽某县，民间自封的传道人谎称某女性信徒邪魔缠身，须对其灌输仙气才能驱魔，于是捂住该女子口鼻对其吹气，导致该信徒窒息。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农民信徒还往往对中国传统的民风民俗不分良莠，一概抵制。比如，有的地区要信徒改名字，特别是名字里带有龙、虎之类的；有的地方毁坏带有动物等图案的家庭生活用品及建筑；有的地方则在过年时不许教徒家里放烟花爆竹，认为这样会招鬼。
（4）农村基督教信仰趋向衰落和转型
虽然农村基督徒在中国基督徒整体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毋庸置疑，这一群体面临众多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外出务工潮、城镇化、理性化。
以笔者2008年底所走访的云南宣威地区教会为例。2005年，该市（县级市）基督教协会内部统计，共有信徒10046人；如今，据某些信徒大胆估计，也不过有9000人。其中，首要原因是外出打工信徒数量增多。据教会负责人介绍，目前整个宣威市外出打工信徒有1700多人，占该市信徒总数近1/4。其次，信徒素质太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的名声，使很多人不愿意加入。再次，一些邪教组织，尤其是“东方闪电”、“二两粮”（即门徒会）的活动频繁，这在造成人们对基督教误解的同时，也从教会中拉走了很多人。有位教会人士直言不讳地说，之所以90年代信徒发展比2000年后快，原因是“90年代，没有邪教，现在东方闪电专门来破坏教会，把人拉走了不少。”
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对于农村基督教也产生了较大影响。2007年，笔者曾到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某村教堂调研。该村现常住人口4000多人，但据一些老信徒说，以前人口有近万人。很多人已经搬到了附近的QK镇、LG镇和温州市居住，其中有很多基督徒。即使是村中的常住村民，也由于生意上的关系，成为往来于各城镇与村子之间的流动人口。因此，村中参加礼拜的人数有所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随着中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农村医疗、文化、卫生事业的不断改善，农村信徒对于基督教的理解趋于理性化，非理性因素在基督教信仰动机上的作用有所减弱，这也使基督信仰在农村逐渐失去市场。
以上几个方面对于农村基督教的冲击必然会带来农村基督教的转型。换句话说，这或许为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带来某种机遇。衰落是就数量而言，机遇则是就信徒的素质而论。比如，外来务工及城镇化过程，在导致信徒人数波动的同时，信徒流动也引起一些有关信仰知识、内容及理解方面的交流、互动。在外生活或做生意的人经常将外面的见闻，及对于自身信仰的理解带回本地，丰富当地基督宗教信仰的形式和内容，增加了信徒们所谓的属灵内容。另外，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也带来了基督徒文化层次的改变。虽然信徒的文化程度不一定高于非信徒水平，但这无疑为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条件。
（5）农民工信徒群体引人注目
农村教会之所以出现“老年人、妇女及体弱者”多的现象，除了上面谈到的农村信徒功利性、弱势性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农村很多青壮年，尤其是男性均外出打工或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个事实，这直接导致了农村信徒中男性青壮年人数较少这一现状。事实上，“三多”现象除了是农村基督徒的特征外，也是中国目前农村多数地区的典型特征。在这些外出打工的人群中，有些已经是基督徒，有些则是在城市中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基督教，最终进入教会。那么，这些农民工信徒的信仰状况是怎样的呢？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已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之一便是这些信徒的信仰群体归属问题。由于农民信徒在城市较大规模的教会中很难得到具体属灵关怀及群体认同，容易被边缘化，而城市中的一些家庭教会（比如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新兴的知识分子教会）又因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等方面的因素，也无法成为这些信徒的栖身之处，所以，这些农村信徒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民工聚会。这种聚会多为老乡关系，具有共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很容易吸引打工者加入其中，从而发展壮大。有学者认为，这些“都市里的乡村教会”，一方面来自于农民信徒信仰上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乡村大型教会有意识进行城市宣教和置堂的结果。这些乡村教会在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农村教会人数及人才上的萎缩；另一方面，其自身也面临着更为紧张的生存方式、更为个性的生活方式、更为理性化的信仰方式等方面的挑战。因这部分内容将在本文其它部分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4.中国基督教所面临的众多问题
以上我们分别以大学生基督徒群体、基督徒老板群体、农民及农民工信徒群体为例，探讨了2008年度及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的总体状况、发展特征及热点问题，其中已经反映出了困扰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个“良性”并非指信徒数量上的增多与膨胀，亦非单纯从基督教界的立场来考虑教会的完善与发展，而是将基督教置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探讨其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必须具备的良性发展模式。数据显示，制约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教牧人员及合法信仰活动场所匮乏问题。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徒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以中国目前有1600万基督徒计算，这个数字是1985年中国300万基督徒的5倍多，是建国初期的20多倍。随着基督徒数量的增多，教牧人员的数量及合法信仰活动场所数量显得十分匮乏。从教牧人员看，2008年陕西省相关统计显示，全省共有基督徒36万多人，教堂634座，聚会点1206所，但牧师只有56人，平均11所教堂才有一位牧师。2005年的统计显示，湖北省基督徒约为30万人，但只有牧师87人，平均每位牧师要牧养近3500名信徒；江苏扬州市共有基督徒3万人，但只有牧师3人，副牧师1人；河北保定市教会有信徒5万人，但只有牧师9人。就活动场所来说，贵州省贵阳市共有信徒15000人，但整个市区只有一个礼拜堂，虽然还有几个登记发证和尚未完成登记发证的聚会点，然而对这么多信徒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在扬州的市区，也仅有翠园路教堂唯一一座礼拜堂，主日时不得不进行多场礼拜。在南京基督教莫愁路堂，主日礼拜要分早堂、二堂、三堂、四堂等多次进行，共达数千人之多。以上论及的这些教会，尚属于教会组织结构发展较为完备的教会，且都是“三自”或者在“三自”登记的教会，对于那些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的地区和基督徒来说，情况要严重得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获得的调研数据为例，云南省XW市经三自教会登记的信徒5000多人，但没有一位牧师，而据当地教职人员估计，该地实有信仰者应在8000人左右。同时，该市合法聚会点远远满足不了信徒的需要，目前仍有18个聚会点在申请登记过程之中。江西省××县共有基督徒9946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54%，其中参加三自登记场所聚会的69895人，参加自设聚会点的29573人。全县有登记的基督教活动场所323处，另有未得到相关部门批准的自设聚会点194处。
合格教牧人员及合法信仰活动场所的缺乏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异端、邪教、封建思想在中国基督教内尤其是农村教会中泛滥的问题。教牧人员短缺直接导致自封传道人的出现，甚至过去农村中的一些巫婆神汉也成为传道人。其中，一些人向广大信徒灌输偏激、封建、反动的思想，尤其是那些无法到登记聚会点聚会的信徒更是深受其害。这些信徒不能进入登记活动场所的原因，有的是缺乏这种意识，有的是被人利用，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其活动场所的合法化设立重重障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信徒来说，增加聚会点是好事，而对于当地官员来说则可能影响其政绩。结果，在这些信徒中出现了每顿只吃二两粮者、生病不吃药者、集体上山等待升天者、相信活基督者。此外，三自教会内教牧人员自身素质及神学修养的不足，也导致信徒因不满教牧人员的作法及讲道内容而游离于教会之外，最终走向异端之路。在城市中，有些知识分子也是因为教牧人员的知识结构及讲道内容无法满足其灵性需要，而逐渐淡出教会而自行聚会的。
其次，神学思想建设上的问题。如果将基督徒数量的提高比喻为生理成长的话，那么神学思想建设无疑关乎教会的智慧提升。如前所述，1998年11月，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至2008年这一决议已通过10周年。回顾这10年的历程，“上帝是爱”、“宇宙的基督”等神学主题得到不断宣讲，为广大信徒所熟知，教会也在神学建设方面力图调和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重重张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初见成效。但不可否认，在很大一部分信徒的日常实践中，“教会外无拯救”、“听从神不听从人”、重属灵而轻理性、重个人得救轻社会服务的倾向仍很普遍。一方面，这表明既是基督教的同时也吸引国人心灵的神学思想尚未系统确立，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符合基督精神、契合中国国情的神学主张尚未深入到每个信徒的心里，并表现在行为上。当然，神学思想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十年努力即可完成，它乃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的理论与实践均达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开放的、持续的建设过程。
再次，信徒的构成问题。近些年，在中国教会中，尤其是城市教会中，出现了年轻人、文化程度高的人、男性及富裕人员增多的趋势，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教会在整体上以老年人、文化程度低者、女性和农村人员居多这一“四多”事实。这种状况不只局限在中国农村地区，在城市教会中“老人多、文盲多、妇女多”的现象也很普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的调研，云南省昆明市基督教信徒大都集中于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比例不到10，但在全市基督徒人数比例中却占一半以上。城市中信徒职业以中下收入群体为主，有大量下岗、无业和外来务工人员。在云南省宣威市基督教城区教堂参加聚会的信徒中，女性和男性比例大致为7：3，60岁以上的老人占40%（据当地有关部门2005年的统计，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约为10.2），40到60岁之间的约为40%，年轻信徒约为20%。在这所教会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的普通信徒7-8人，具有高中文凭的与之类似，具有初中文凭的约占30%，念过小学的约为50%，其他为不曾进过校门的人。
这种“四多”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基督徒群体仍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主。尽管这种现象在中国各种宗教信徒中均表现突出，但在基督徒群体中尤为明显。多年前，国内有学者曾以宗教比较的视角，探讨过上海市农村地区基督徒的构成问题。结果显示，佛教信徒的文化程度较高，大专以上占9.9%，高中21.2%，文盲仅5.9%，且经济条件好，富裕者多，月收入1000元以上者占11.6%。天主教徒因以家庭、家族为信仰单位，男女信徒比例差距不大，女性占56.2%。农村中道教和基督教信徒的社会层次最低。其中，道教信徒中老年占44.3%，文盲21.8%，两者皆居各宗教首位。在基督徒中，女性76.1%，是各宗教中比例最高的；中年占50.4%，老年25.4%，青年24.2%，中年成为主体。文化程度与年龄相应，初中（38.3%）和小学（35.7%）所占比例为各宗教之最，文盲11.6%，高中13%，大专以上仅占1.4%。从基督徒从事的职业来看，农民占36.1%，比例高于所有其他宗教；其次为工人，占20.6%，退休人员占12.8%，还有无业和下岗待业6.1%，职员仅占7.3%，所占比例是最低的。基督教徒中因生病信教的高达41.1%，中老年信徒几乎都是因生病不愈才去信教的，而其他宗教信徒的信教原因都是家庭影响占第一位（佛教41.5%，道教43.3%，天主教73.9%）。基督教徒还是最贫困的群体，月收入300元以下的比例最高，占43.1%，300-600元者占39.1%，而1000元以上者，仅占3.9%。作者最终得出结论说，“农村基督徒基本上是由这样的人组成：中年妇女、体力劳动者、病人、生活贫困者，大多数是生活陷于困境中的人，是生活的弱者和社会较少关心的边缘人物。”
第四，邪教问题是困扰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另一难题。在中国，大部分被定性为邪教的派别都以基督教信仰的形式出现。这些派别包括呼喊派、门徒会、东方闪电、旷野窄门、被立王、主神教、三班仆人、全范围教会、新约教会、灵灵教、统一教、天父儿女，等等。为什么有这种邪教丛生的问题？对此，学者们作过大量分析。有人认为，这和华人教会的“复原主义与还原主义的神学模型”有关，“在多数情况下，圣经的权威只会变成释经讲道者的权威，特别是造就某些宣称由圣灵直接带引进入圣经真理，又禁止信徒以理性质疑灵性的‘神人’”。有的则从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影响、农村文化及卫生事业落后等层面来说明农村邪教产生的根源，其分析亦有一定道理。但如前所述，基督教牧职人员缺乏、处境化神学思想及其实践的缺失，无疑成为邪教思想泛滥的条件。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地区都存在着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邪教派别互相“拉羊”的现象。比如，在江西WN县，被立王、旷野窄门、实际神、东方闪电等邪教派别与当地教会互相争夺信徒；在湖南CD市，门徒会的势力庞大，他们经常到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来“抢羊”；在云南省曲靖市HZ县，东方闪电的势力远远超过三自教会，其影响让整个云南省信徒“闻而生畏”，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信徒都有被“闪电派”拉拢的经历；在云南FG县，“恒尼”(译为忌食忌讳派)和“斯利匹”(译为悄悄派)两个法外教派势力庞大，他们坚持“不吃国家救济粮、不喝政府引的自来水、不使用化肥、不用电灯、不看电影电视、不进行结婚登记、不计划生育、不参加各种统计”等27条诫条。类似情况，不一而足。2008年底，笔者听说内蒙W旗某地有很多“信耶稣的”，便前去调研。结果发现，所接触到的信徒都是信仰“三赎基督的”，而在W旗无任何经过登记的基督教活动场所，更不用提神职人员的情况了。信徒们说，那些走村串户的“传道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了。
第五，教会社会参与偏少也成为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一个障碍。对于基督教来说，神契与人役是其信仰的两端，神契因人役而彰显，人役因神契而有意义。在某些时候，对于无法或没有机会与神“契合”的人来说，“人役”或许更能让他们接触并接近基督宗教的真谛，而人役的最直接表现便是社会服务。对此，中国教会在其神学及各级两会的日常实践中都有强调及作为。以北京地区教会为例，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及东北地区遭受罕见洪灾，北京市基督教会及各教堂通过不同渠道，共捐助被服10000余件，捐款28万余元。
2003年，北京市基督教会为抗击“非典”奉献13余万元。截至2003年5月，北京市基督教会在不同时期捐资助学、扶贫救助及支援灾区等已累计捐款达110余万元。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据基督教全国两会不完全统计，各地基督教两会和基督徒向灾区捐款超过1.5亿元，为中国教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捐助。根据《天风》报道，2008年，教会开办敬老院、医疗诊所、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扶贫帮困、助残助学的事例也屡见不鲜。然而，大部分教会还没有专门的社会服务事工部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社会工作还局限于“主内弟兄姊妹”，没有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即便是有限的社会服务工作，也多是在响应基督教组织或民政部门的号召而被动做出的，是无计划和随机的。下面是云南省宣威城区教堂2007年11月份至2008年7月份财务报告表，从中可以看到，尽管信徒们为灾区慷慨捐款，但似与省两会及民政部门的组织有关，而且，作为该市最大的基督教会及市两会所在地，除了这笔捐款外，并无任何其他社会服务开支：
收入：
2007年11月6205元
12月14919元
2008年1月3074元
2月10896元
3月35925.50元
4月4989.70元
5月16613.50元
6月12779元
7月9344元
另有上届财务转交20000元
节假日奉献8870元
利息收入69.23元
收入合计：143684.93元 教会购买音响视频等已付64000（尚欠15600元）
支出：
五旬节、复活节、圣诞节伙食开支4698元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送民政局12200元）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送省两会6000元）
教堂装修讲台费7232元
提交基督教协会（2007年度）13136元
支付某人生活补助费7200元
支付某人值夜班费1800元
教堂打苍蝇药水380元
制作教堂水牌圣经经句550元
教堂圣经周转资金2000元
教堂贴三层楼面所有费用3889元
教堂测绘费800元
支付协会作建堂专用基金7744元
教堂渗水维修8460元
花山开堂奉献500元
水电费1203.03元
车费105元
其他维修费用（水管、锁等）255.40元
支出合计：142152.43元
结存现金：1532.50元（欠款15600元）
显然，若无突发性灾难事件，教会预算并没有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对此，温州地区的一位教会负责人认为，“我们基督教的公益表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平时有经常的积蓄，不致像汶川救灾那种临阵磨枪，准备不足，……”当然，社会事工的缺乏，责任并不完全在教会。一方面，它需要神学思想上的支持，不能因过分强调个人得救而忽视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亦需要充足的财力作后盾。在大部分教会还无法“自养”的情况下，“养他”当然是很难的。另外，国家也应在政策上给予一定支持，为基督教参与社会服务创造良好条件。
第六，中国的宗教工作者及非基督徒群体对于基督教的认知及理解态度同样制约着中国基督教的良性发展。虽然基督徒及其团体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大众如何来看待这一群体，但人们的历史观、文化观及个人体验同样制约着他们对于某一群体的评价及与之交往的方式。这些方式直接决定着“信”基督者所处的政治氛围、文化氛围、社会氛围、人际交往氛围，而这些背景往往是基督徒彰显其信仰精神的必要条件。
（来源：《维真学刊》第12期，引自维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