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血脉中流淌着传统文化挥之不去的影响，我们也自豪于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虽然有时也耿耿于怀于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许多福音朋友也问，圣经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国？这实在有些伤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有一位饱读诗书的弟兄也曾把老子中的那位圣人解释为耶稣，并把中国历史中的1/3和平繁荣期归为持受老庄之道。

这一试图填补耶稣在中国历史5000年的空白的用心固然良苦，但圣经没有明讲的学说只能是假说，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同意，假说也容易引起争论。

摆在我们基督徒面前的，有三个问题：传统文化中的好的道德伦理和敬畏上苍和天道来自何处？为什么中国文化能源远流长历5000年而不衰，而其他三大文明都式微了？我们如何看待目前的回归传统的儒家热？

为什么世上的书汗牛充栋，但圣经却只有这一本(虽然这一本书有许多基督徒还没有读过一遍)？因为神认为这本书足够了，我们可以在这活水源泉里找到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一切答案。

传统文化中的好的道德伦理和敬畏上苍和天道不是来自孔子和老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因为孔子和老子也是罪人，而罪人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不是人的思想和发明，而是来自于神的普遍启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罗1:19-20)”。这句圣经告诉我们，就象神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神也把律法通过良心律和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启示给万国万民。

主流学者们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经历诸多的战乱、饥荒和瘟疫而保存下来，是因为儒家文化伦理价值有维持社会稳定的功用。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鲁迅在“魏晋风度和文章”中研究了魏晋知识分子的堕落：当时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士大夫都饮药酒，就是毒品来麻醉自己，饮药酒过量很可能导致身亡。如果不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我们民族可能就此彻底腐败；明朝末年我们民族再次走向糜烂，市民社会的纵欲可以比肩罗马帝国的晚期，女真的入侵实在是挽救了我们。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就知道了。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皇帝，就是宋朝皇帝的萎靡不振，明朝皇帝的刻毒阴狠，而好皇帝唐太宗和康熙的气宇轩昂都是来自于“蛮夷”。中国儒家文化近代集大成者是曾国藩，他被誉为大圣人。这位圣人的文治武功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湘军之所以能攻城略地，是因为在攻陷一城后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奸淫三日。他曾自己归纳带兵之法：美女在前，虎狼在后。一句话，他已完全背弃儒家原则，在运用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为什么孔子这么好的教训却无法实行呢？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的罪性无法行出神的律法的良善，没有神的特殊启示，即基督的十架救恩，我们无法达到神的要求。道貌岸然原来是个很好的褒意词，但现在却是个伪君子的代名词，因为没有基督的新生命，我们最多只能做个人格分裂的伪君子。那么为什么我们民族能生存这么久呢？借用以賽亞论述以色列的话，“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罗9:29)” 。我们并不比所多瑪更好，只是神怜悯我们民族。神保存我们，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生养众多，因为在这末世时他的灵要浇灌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国度，并把福音传给天下万国。深哉，神的奥秘；大哉，神的长阔高深的爱。

第三个问题昭然若揭，中国的出路不是儒家化，而是基督化。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是脚踏儒释道。在得意时是儒家，胸怀抱负的说要兼济天下，其实是要青史留名，或是满足那骄傲的权力欲，差一点的是奔那黄金屋和颜如玉，所以都逃不出名利权色；在失意时假惺惺地望情山水，祭起道家的旗帜，而眼睛还偷偷钉着紫禁城，看能否东山再起；在绝望时出家，但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酒肉和尚，难怪中国古书里警告说，最要提防的就是和尚了。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是有福的。圣经中，但以理、以斯拉和尼希米都为整个民族认罪祷告。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民族历史向神认罪，为我们今天的复兴感恩，为我们民族的明天向神切切祷告。愿神的恩典与我们民族同在，愿我们不负神的呼召，将这永生的真道传遍地极，直到主再来。亲爱的主耶稣，我愿你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