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朱维之先生的《圣经文学十二讲》-圣经文学

简介

作者简介

　　朱维之先生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从教六十五年，著述三十余种，近千万字。可谓桃李天下，著作等身。
　　朱先生是世纪同龄人。1995年他九十华诞，画家范曾画了一幅题名《稚子》的牧牛图贺寿。画幅上那位稚气可爱、悠然自得的小牧童，与朱先生的相貌十分相像。朱先生告诉我，范曾教授作画的时候，特地向他索要了一张童年时代的照片作模特儿。我好奇地问朱先生：“你小时候放过牛吗”朱先生答道：“我出生在浙江农村，山清水秀，蓝天白云。我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家贫，我又好玩，很喜欢放牛，可以领略大自然的乐趣。”
　　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朱先生正在温州读中学。他与当时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上街游行示威，查禁、烧毁洋货。同时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和文学作品。1923年，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到温州中学任教，朱先生得以亲聆名师的教诲。在朱自清先生的教育、鼓励下，朱先生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1924年，他的第一篇长篇论文《墨翟的人生哲学》在上海《青年进步》杂志发表，该杂志的主编对此文十分赞赏，多方查询作者的身份。当得知这篇才气横溢的论文竟出自一位高中毕业生之手时，更是赞叹不已。此后，朱先生便成了《青年进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家屈原》、《诗仙李白》等论文多篇。1927年，《青年进步》出版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朱先生又应约撰写了《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正如朱先生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这篇论文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道路。”
　　中学毕业后，朱先生迫于家境困窘，没有报考正规大学，而是进入免费的金陵神学院。但他并不信教，也不打算以神职谋生。在金陵神学院三年期间，他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希伯来文化与基督教文学。一部笼罩着神秘外衣的《圣经》，被他当作绝妙的文学美文来阅读与欣赏。朱先生由此进一步确立了他的文学研究方向，一生矢志不移，使他成为这一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的希伯来文学条目与犹太人文学条目，全部由朱先生撰写。
　　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朱先生异常振奋。他和几位同学一起投笔从戎，从南京到达武汉，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并被委任为第三军宣传科长，随军北上，直至攻克许昌，驻守开封。不久，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朱先生不愿同流合污，便到了上海，进入《青年进步》杂志所属的青年书局从事编译工作。
　　1929年初，新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　来上海招聘教员，朱先生拿着两年前发表的长篇论文《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前去应聘，得到协大校长林景润博士的赏识，随即南下，到福建协大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一年之后，又被学校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进修，从事日本文学与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1932年回国后，继续在协大国文系任教，同时出任《福建文化》主编。其间，先后出版了《李卓吾论》、《李卓吾年谱》两部著作。“文化大革命”后期，“评法批儒”风起，李卓吾被指认为法家，身价陡增。某日，工宣队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偶然发现了朱先生三十多年前的旧著《李卓吾论》，颇为惊讶。当时，朱先生尚关在“牛棚”中，工宣队的头头便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肃清流毒，作个评法批儒的发言。不料，朱先生“不识抬举”，竟说自己三十多年前没有认识到李卓吾是个法家，现在也没有认识到李卓吾是个法家。工宣队头头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朱先生也就失去了一次“从宽处理，提前解放”的机会。
　　朱先生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来南开大学中文系工作的。此前他已担任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多年，来南开后却没有一官半职。但朱先生对此并不介意，他总是随随和和地待人接物，认认真真地教书写作。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他的两部译著，一部是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另一部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两部译著都是直接从俄文原著译的。朱先生精通英语、日语，但不谙熟俄语。他是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通过刻苦自学掌握俄语的，而当时朱先生已迈过“知天命”之年了。
　　朱先生在南开主要讲授外国文学课程。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他都讲过，而且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朱先生讲课，从不按教材照本宣科。他常常是拿着几张小卡片走上讲台，从容不迫，慢条斯理，把文学故事、文史掌故、宗教习俗、世态人情娓娓道来，妙趣横生。讲到关键处，再作言简意赅的总结，画龙点睛式的提示，但绝无长篇大论的说教。因此，听朱先生讲课，用不着拼命记笔记，也不必担心折磨人的考试，轻松愉快，实在是一种超然洒脱的艺术享受。
　　在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朱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教学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当时的逻辑是：外国文学乃封、资、修文学，充满毒素，朱先生对它们不加批判，却大为赞赏，这是公开放毒，是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于是，朱先生便成了非拔掉不可的一面资产阶级“白旗”。60年代初，有一次朱先生偶然向我谈起当年受批判的事：“我把文学当作美女来欣赏，有人要把她当作尸体来解剖，有理说不清。”真可谓一语中的，令我至今难忘。
　　“文革”风暴骤起，朱先生又成了南开园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中的一员。一天下午，造反派在电影广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朱先生被剃了个阴阳头，抹了一脸黑墨水，胸前挂着一块木牌子，同几十名“牛鬼蛇神”一起，低头弯腰站立在台上，接受批斗。然后，又在红卫兵的押解下，沿着校园的几条主干大道，游行示众。口号声、锣鼓声、谩骂声震耳欲聋。傍晚时分，朱先生回到家里，打水洗漱，随即招呼惊魂未定的师母开饭，吃罢便坐下来看书，大有昆山崩裂我自泰然的气势，此事在中文系师生中一度传为趣谈。
　　朱先生在“文革”期间被戴上了一系列吓人的大帽子：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基督教吹鼓手、大汉奸、镇压革命学生的刽子手。其中后两顶帽子尤能置人于死地。朱先生为此写过不少申辩材料，但在是非颠倒的年代，均无济于事，朱先生也就成了南开园最后一批被解放的“牛鬼蛇神”。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专案组派人外出调查，才从上海出版界一位领导人那里了解到，朱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滞留上海，生计困难，但他不仅没有投敌附逆，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他曾以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掩护和帮助过地下党员、革命学生。上面提到的那位上海出版界的领导人，解放前夕就因为得到朱先生的救助，才逃脱了敌人的魔爪。国民党当局为此要解聘朱先生的职务，只是尚未实施，上海便解放了。
　　在“文革”中，最令朱先生痛心的是他的《失乐园》译稿的丢失。朱先生是专事弥尔顿作品译介工作的国内少有的学者。弥尔顿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的中译本，均由他独立完成。早在40年代，朱先生便开始弥尔顿诗歌的翻译工作，1951年《复乐园》出版后，便着手进行《失乐园》的翻译。《失乐园》全诗12卷，1万余行，它的翻译出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文革”前夕，朱先生已将全诗翻译过半，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在十几本笔记本上。不料“文革”抄家，译稿全部被掠走，下落不明，眼看着那多年的心血将要付诸东流，朱先生内心异常悲愤。在关牛棚、挨批斗和强制劳改的艰难岁月，朱先生咏诵弥尔顿的铿锵诗句以自勉。他把被迫中断了的《失乐园》的翻译工作暂时放下，转而进行《斗士参孙》的翻译。《斗士参孙》描写以色列古代斗士参孙，在身陷囹圄、惨遭凌辱的情况下，同敌人英勇斗争的悲壮故事。朱先生在该诗的《译者前言》中指出，斗士参孙“是诗人的自况”。弥尔顿在王权复辟的黑暗年代，财产被查抄，书籍被烧毁，人身自由被剥夺，但他坚持革命气节，拒不低头屈服，而是用手中的笔作武器，誓与敌人斗争到底。朱先生在“文革”期间，冒着很大的风险，秘密进行《斗士参孙》的翻译，这是否“译者的自况”呢我没有请教过朱先生，不敢妄加评论。
　　“文革”结束后，《失乐园》的译稿失而复得，但已残缺散乱。朱先生又经数年努力，对译稿进行重译、补译、修改、润饰，终于在1985年由上海译文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失乐园》中译本，它凝聚了朱先生难以言尽的悲伤与喜悦。在《译本序》中，朱先生对此只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本译稿经过二十二年，用业余时间断续译成。其间遭遇十年浩劫，译稿丢失、复得、返工等恼人的挫折。”我们从这寥寥数语中，不难品味出一位智慧老人的大度与宽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先生以其学识人品赢得南开师生的尊敬，1979年被推举为中文系主任，1983年又以78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先生的主政方针，被系里的教师赞誉为“无为而治”。他一反多年来对教师统得太多、管得太死的惯例，废除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取消那些徒具形式、毫无实效的行政活动，尽量为教师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教师能够放开手脚一门心思做学问。当时正值拨乱反正，有些教师还习惯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生活方式，而身为系主任的朱先生却很少给大家开会、作报告、布置工作。记得有一个周末，一位教师在系办公室遇到了朱先生，竟下意识地问：“朱先生，今天下午我们该干什么”朱先生十分幽默地引用了《巨人传》中的一句名言作答：“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在场者无不哈哈大笑。
　　朱先生经常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几代人，我们一定要珍惜时日，多读书，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他不仅以此告诫中文系师生，而且身体力行。朱先生家里至今只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据师母说，朱先生每晚看完了“新闻联播”，就把电视关掉了。我每次到朱先生家里，总看到他一个人坐在书房，拿着放大镜或看书或写作。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从80年代至90年代，朱先生撰写、主编、翻译的著作就多达16种，对一位耄年老人来说，其工作量之浩大，不能不令人惊叹。
　　在朱先生晚年著述中，尤以研究希伯来文化与基督教文学的系列著作，最为引人注目，包括《古犹太文化史》、《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学简介》、《圣经文学十二讲》、《圣经文学故事选》、《圣经奇文妙语选》等。这些著作既与朱先生早年的宗教文学思想一脉相承，又是它的发扬光大。朱先生在他的一份《自传》中写道：“以往别人谈欧美文学的源头，只注重希腊文学，不涉及希伯来文学，我不盲目从众，兼谈‘二希’。其实，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文学衰落后，并不是历史的空白，而是以早期基督教文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的传入，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的交汇融合，便成为欧美文学的新起点，开创了西方文学的新纪元。这是我对历史的一个大翻案，也是文学史的一个大翻案。”我以为，朱先生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就在这里。朱先生在希伯来文化与基督教文学研究方面独具真知灼见的学术思想，如今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我们重写欧美文学史提供了更开阔、更新颖的视角。
　　“文革”结束后，朱先生重登讲台，为本科生、研究生讲课。他痛感“文革”贻害，学生无书可读，教师无教材可用。遂于1977年发起倡议，联合京津及华北地区一批专业教师，共同编写外国文学教材。经过多次写作，反复修订，由朱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和《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相继出版。对这两套教材的编写、出版，朱先生十分认真负责。从拟定大纲、审读初稿，到最后定稿，他都逐字逐句过目、修改，还亲自撰写了有关章节，绝不当挂名主编。朱先生常说：“教材是学生最基本、最普及的读物，不能掉以轻心，误人子弟。”由于这两套教材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与实用性，被国内许多高校广泛使用，其中《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已累计印行二十多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已累计印行10多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1986年，我到香港进行学术访问，朱先生委托我就《中国文艺思潮史略》被盗印事，向香港某出版社交涉。出版社负责人表示，一定向朱先生赠送样书及支付稿酬。我回校后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十分气愤。朱先生却很大度，他平静地说：“我再写一本新的，让他们去盗印好了。”果然，两年之后，一部内容更充实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稿》便出版了。新书的篇幅是旧书的三倍多，文艺思潮史的下限也由清末延伸至解放前。当我捧着朱先生给我签名的赠书时，简直难以置信。我问朱先生：“你年纪这么大，工作这么忙，这样一本大部头的书，怎么两年之内就写出来了。”朱先生沉思片刻说道：“马克思说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我不能同弥尔顿比，但也和春蚕吐丝一样，每天吐一点，写一点，积少成多。”我忽然又联想到李商隐那脍炙人口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想，把这两句诗移用来说明朱先生为文为人之道，也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