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圣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天主通过教会将这一信仰传递下来。圣经的背后竟然是有多位无名的工作者，这正是天主对文字事工的肯定和嘉许。
    书本是写出的文字汇集而成，而文字是天主所赋予人类专有、特殊恩赐之一。当天主启示人时，他不单对人说话，他亦乐意借着圣神的运作，让他的仆人将他的启示和信息用人的文字写下来。这些文字又在圣神的默示和在教会的内证运作中聚成经典，作为他子民信仰和生活的基础和准则。这些文字也成了真道传递的具体形式，让世世代代的人可以学习、认识真理。在普通恩典的知识架构中，人借着文字发展了文明，成全了文化，也肯定了人的存在意义。
    在救赎恩典的认识架构中，文字可以确定福音真理，诠释和宣扬的可能、必然、实在和延续，文字也成了福音无声而有力的伙伴，将福音真理带到各处，是福音使者行列中不可或缺的成员，让人的思维得着启发、挑战和规范，也因此克制了人思想虚浮的荒谬、暴戾和败劣。这是文字和文字事工的实际功用。文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可由“笔杆优于枪杆”一语中得着肯定。大凡历代政权虽出于枪杆，但无不是文人天赋的觉悟借着文字的骚愤、挑动和启发，才有枪杆的起义和革命的成就。此外，政权一旦站稳了，还得有宪法文字的制定和文字法规的施行。难怪当官的对文人学者若不是敬而远之,就是近而利之。其实文字所负要责有二：积极上是载道、证道、扬义和释道；消极功能则在于批判、责疑，言谴和顽拒。看看近代历史，文人常是改革和革命思想的苗种，是真理的旗帜，是暴政的克星，是公义的导向和冤屈者的出口。文人的生命常为强权所威胁。不论从社会或从教会的情景来看，为斗米折腰的现象比比皆是。文人竟然为生存失责离职，臣服强权，卖笔求生。
    其实，在教会里讲道的人可以说不少；著书、出版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但深入了解一下，真能竭尽天职的书卷真是鲜如麟角。追根究底，原因最少有四：一为真理基础脆弱，对真道不求甚解，无所畅言，缺少读者的共鸣，又无领导群思之能，即现即失；二为惧怕文责，苟且求生，不敢言所欲言，畏首畏尾，例行公事，隔靴挠痒，无的放矢，消遣娱人；三为没有市场,无利可图，前景黯淡，血本难归；四为单兵独战，孤掌难鸣，后援无着，难以维续。四者之中，尤以单兵独战，没有伙伴,令人悲痛。其实吾辈既是同蒙天召，共尝主恩，何怕文责，何图名利？查华人信众国内外总共已逾亿万，神学造诣高者有之，经商利丰者有之，拥权执学之士亦不少见。教会既承天主赋予圣道宝藏，当有异象、存远景，负重荷，尽天职，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文字福传工作还很薄弱。第二次基督文化冲击中国时，新教在文化福传方面就领先于天主教会。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很多教会名词和术语，都以基督新教为准。我们天主教会虽然传来中国愈400年，但落后于人。尤其值得反省今日的现实：圣经还没有普及，
    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教友们是否达到了每人一册圣经？大家的读经是否已经习惯？本堂神父们是否已经推行？这方面基督新教做得要比我们要好。我们修院教材非常缺乏：近年来，基督教的神学院的很多教材早已付梓问世，天主教会为修院教材开过多少次会议？何日何时出版？我们的读书神父们是否已经组织起来。礼仪书籍：我们已经倡导了二十多年的本地化，我们的基本礼仪经典用书还没有满足教会的需要，而国内自己编写的又是寥若晨星。编辑适合国情的教理书：各国都在编辑适合自己国情的新教理，我们国内教会有这样的计划和准备吗？基督福音福临中华大地数百年历史，还没有人问津“中国天主教史”。南韩产生过“民众神学”，韩国教会曾经充满激情地发展。中国教会呢？也许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缺少忧患意识，所以，如何调动和发挥地方教会与大家的积极性，让“福音”在我们中间燃烧起来，当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我来把火送到世上，我多么愿它早早燃烧起来！我应领受一种洗礼，我多么焦急等待它完成”（　路12：49－51）。
    文字传播的影响大且广，非常重要。同样，用文字传播福音也是很重要的。教友单靠听道理是不够的，还必须多看圣书，以及多看信仰经验分享的书籍，从福传文字中汲取天主讯息，这样日日耕耘，信仰之根才会扎得深、扎得稳，信仰之果才会丰硕。教会要能多用人才，以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因应时代的需要，并善用各媒体和各种灵巧方法，大力传报福音喜讯。团体与团体，善会与善会之间不应排斥，相反地要常往来、交流，整个教会才会更有活力，也才会共融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