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了天主的话语，为人类的救赎而写成。对于天主的圣言，我们应该倾听并回应。由倾听而来的领悟是一次相遇，是一次与说话者及其意图、世界和信息的沟通。那些存于经文中的话语，从远古抵达我们，对我们来说甚难理解。在这些由陌生的语言符号和圣经作者借以表达的文化层面组成的材料里，一段经文将一些思想具体化，从而体现一种意图，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细心的读者努力觉察作者想要表达的，而经文则是理解含义的第一个要素。

   解读圣经意味着一次漫长而艰辛的旅途，涉及到诠释者主观的全部。理解经文就是“从我到经文和从经文到我，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合作和纠结。”（A. Rizzi）同时要求读者拿出一种顺服的倾听态度。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解释圣经经文和“圣言”提出的要求，我们就拥有了理解的条件。当然人们可以仅按照研读的功能来阅读、研究和理解圣经，掌握，尊重，偶尔认出其真意而充满赞赏之情，但是这些对于领悟圣经远远不够，圣经寻找信众。就是把倾听和理解圣经作为生活固有的绝对命令，是抉择本身不可更改的确定性。

   所以解读圣经并非简单的任务。圣经由许多部古书组成，圣经的语言，写作的年代，所反射的文化等制造了我们和圣经之间的距离。圣经是天主的话语，为此要求读者或信友保持倾听和开放的明确态度。圣经在教会这个团体内诞生，教会在整个连绵不绝的世纪里，从多种角度，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圣经，试图从圣经中揭秘关于天主，也关于人的信息，并为具体及确切的困境寻找一线亮光。从这个出发点人们在许多个世纪里解读过圣经。但是，如何以正确的方法解读圣经呢？圣经概论部分一直试图帮助回答这个问题，这自从古诠释学存在以来就这样命名，人们把其理解为诠释圣经所需的适当规范的研究。

  教会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着圣经诠释学的工作。教会以圣经为基本生活准则，那么就有诠释它、发现其意义、确定它和捍卫它的必要，不让人们随意误解圣经。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整部基督思想的历史都来自于一个持续不断的对圣经诠释的训练，这训练有时显得平静，更多的时候则因着解释内容的对立和矛盾而动荡摇摆。

   但是“诠释问题”相对来说发生在近期。除诠释学自身行为及其努力使诠释学得以诞生外，对诠释学基本意义，对解释的可能性必要具备的条件的追问，也助其产生。阅读一段距离我们的环境和时代都非常遥远的文献到底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的内容？不仅如此，透彻的理解意味着什么？人类历史的意识显露后，这些问题就随之聚集。人类分享相同的天性，语言虽然是具有不同常规的符号，但在词意的次序上语言却是非常相似的，只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诠释学在其延伸性和激进性方面的问题才能被发现。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但是不论身处哪个时代，生活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人们思考的问题几乎都是相同的。唯一的问题是语言上的翻译。人是文化自身的产物，他的思维和感觉、接受和反映世界的方式都在其中形成，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就能对理解人自身、深入到人们不同的世界、诠释文化上与我们毫不相干的过去或现代的文献——如此之难有所认同。这个认同在十八世纪上升到哲学的范畴。从那时起，圣经诠释的问题不论在天主教领域内，还是基督新教环境下，都略显尖锐。

   所以广义上的圣经诠释问题发生在近期，不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其中简略地强调重要的三点：意识到在圣经经文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如果忽略了读者的主观条件就没办法超越这距离；我们为了接近圣经经文而付出的努力，不止为解释经文，同时也为今天我们的生活找寻亮光。同时也意识到在今天的读者和圣经经文之间存在着某种继续性的纽带，可以设想在两者之间进行对话。

   为此，圣经诠释学在此刻不能放弃与人文科学对话的机会，以便为解释圣经寻找基本的诠释原则。当然，对圣经的阅读和诠释不能只在个人和经文之间进行单独和闭塞的对话，圣经诞生于团体，由教会掌管和带领阅读，因而要在团体即教会的环境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