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吗？

不！

哪怕在很偏远的山区，你都会看到医院、卫生所、以及背着药箱的赤脚医生......那个红色的十字显明着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十字架已经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尽管，我们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十字架的来历和意义的探索。但上帝在他自己的意志里，深爱着中国，深爱着他所创造的人类......只是，我们忘记了他

                                                             ————田公馆

 

三　教会医院与人道主义
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
晚清中国，由伦敦会、中国内地会这些组织开办的大医院只是个别情形，不具有普遍性，像伯驾、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那样创臻辟莽，独立开辟医疗场所，被称为一种个体性的工作(Individual  Work)。医学传教的一般模式是由传教医师主持的小小的诊所。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医师个人的努力非常关键。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向教会和教徒宣传向中国输入西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靠着个人的勤奋和毅力在中国诊治疾病。晚清中国传教医生的人数并不算很多，一个传道团往往只有一名传教医师。因此，晚清早期的一些教会医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更像医院、旅馆和教堂三位一体的混合体。它们大多由一般民房改建而成，甚至有一些是民间无人愿住、传闻中“闹鬼”的破屋：
墙壁通常是多孔或晒干的土坯砌成的，地板是打平了的泥土、混凝土或砖块，窗户是纸糊的，很少敞开，这些医院既不通风也不清洁。房屋里的家俱极少，除了中国式的床（木制或竹制的），一两张桌子及一些椅子而外，别无其他。（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London:1921,p.86.）

凯思乐(Lawrence D.Kessler)在对江阴教会医院建筑的描述中，提到医院的墙壁是那么不堪一击，以致于有一次一个戒毒的人轻而易举地踢倒了墙夺路而逃。（注：Lawrence D.Kessler,The Jiangyin MissionStation.1996,p.31.）就是这样简陋破旧的房屋得来也并非易事，往往要化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有时还得地方官员出面来解决。（注：据陶飞亚对山东新教与民教关系的研究，新教由于着力于开辟传教地区而少干预民教事务，因此教案远比天主教为少。新教教案的内容也比较单一，绝大部分教案的发生，都是在进入某地之初，遭到当地士民抵制而触发的租房买地案。这类教案代表了新教团体与中国地方社会浅层次的冲突。参见《十九世纪山东新教与民教关系》，《文史哲》1991年第1期。）医院的设施也很简陋。住院病人的一切用品包括衣服被褥等都要从自己家里带来，病人则由他的亲友来照看，人们不断地进进出出，吵杂而烦扰。医院没有护士，无法监督病人起居饮食，不可能保证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卫生，谈不上任何无菌操作。连绵不断的战争又使得这些诊所或医院时开时闭。但是，当人们看到这些简陋的医院为病人所做的手术而获得成功时，就不再会在意这个地方像不像医院的问题，而不能不对这些医药先驱所做的努力及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及勇气表示由衷敬意。（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London:1921,p.88.）这些过渡时期的简陋的医院在近代医学史上也有特殊的意义。医院的简陋不加修饰，反而容易让病人消除对外国人病院的疑虑。传教医生温暖的和富有人情味的治疗服务，拉近了中国病人与外国医院的感情距离。
基督教倡导“博爱”主义，早期的医学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处处显现出基督徒的奉献与仁爱。教会医院多以“普爱”、“博爱”或“仁济”为名，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在教会医院对病人的态度上，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一般说来，传教医师特别注意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因此极力做到待病人就像客人。当病人走进医院时，首先遇见的门卫和挂号人员必须对他礼貌周到。他们是病人在医院的第一接触，他们的热情周到，很容易使病人消除陌生感和畏惧情绪。从心理学角度看，人在病痛中，心灵容易变得柔弱无助，特别需要安抚慰籍。“医生治疗并安抚他们的心灵，诊治他们的身体，耐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带来的苦恼和忧郁，用同情的语言抚慰、鼓励患者。陌生人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是可以信任的，从而获得慰藉。”（注：转引自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 

另外，许多教会医院还配备专门教士，倾听每一个病人的心事和疾苦诉说。他们提醒自己，病人也许正在痛苦中，希望得到救助，因此要充满慈善和仁爱之心。大量繁忙的医治工作，长时间地面对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医生容易疲劳、烦躁、没有耐心。因此，在医患关系中，早期传教医生非常强调服务态度问题。传教医生巴姆曾举例说，一个瞎眼老人听说有人治好了眼睛，为了重见光明，步行了不知道是百里还是五十里地来到医院求治。但是，老人的眼疾特殊，与别人完全不同，医生根本无能为力，但老人却很难理解，坚持求治。于是，传教医生花了不少时间，耐心地进行解释。这样的事例很多，还有一些人爬山越岭来到医院，结果救治无望，但他们仍是医院的客人，医院必须善待。（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London:1921,p.75.）以人为本、以人为尊的这些近代理念，体现在传教士为病人热心服务之中，这是近代教会医院的特色所在。

医教合一的时代特点，也容易彰显早期医院的人道主义精神。早期教会医院是中国最有效的宣教场所。基督教士来华之初，在广州的小教会既无固定教堂也无定期崇拜，1835年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中国教会的宣道聚会，得以在医院内定期举行。医院成为基督教事业中心所在。医院不仅是治疗的场所，也是福音工作的绝佳环境。医院与宗教氛围相融合成为身体与心灵协和为一的最好写照。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也是当时沪上最早出现的新教传教事业中心，这家医院在行医的同时，也为“受难的人们”提供了“忏悔”的机会。嘉约翰所主持的博济医院在广州一带享有盛名，他也长期坚持利用行医方式传播基督教。他要求所有能够走动的病人，连同他们的朋友和仆人，都必须去参加晨祷会，认为“传道人说好话和医生行好事，是互相配合的”（注：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那个时代的生理学不象现在这样比较能够明了人的精神因素与疾病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那些早期医院的建立者恰恰是在这一方面树立了表率。传教医生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之下关心病人心灵的痛苦，并给予精神安慰，这本来就是一剂治病良药。

教会医院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体现在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包括妇女、麻风病患者、盲瞽者和精神病患者。
妇女因生理特点，本应受到比男子更多的医疗服务，但在传统中国，男尊女卑，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缠足，健康问题更加严重，妇女医疗问题反而更不被重视。来华传教医师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伯驾曾为他的医院有许多女性患者而感到极大的鼓舞，在医院开办的头三个月中她们有270人，占来诊人数的三分之一（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London:1921,p.75.）。以后，随着女传教医生的到来，为妇女和儿童专门开设的医院开始出现，很多医院都有妇产科，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她发现这个问题极其严重，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道济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注：陈凤林等：《北京道济医院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7期。）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麻风病人是相当特殊的病患群体。麻风病在中国已有久远的历史，被称为“疠疾”。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麻风病在中国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恐惧，患病的人就更加不幸，他们被拒绝在家里或村里继续生活下去，通常只能和乞丐混在一起。绝望之中，他们会成百人在一起毫不迟疑地结束自己悲惨的生命。在中国，第一家麻风病院出现在1890年，由传教医生主持。之后，获得了很快发展。著名的有湖北孝感麻风院，杭州麻风病院等。
精神病方面，中国古代虽然也有收容精神病人的历史，但没有形成制度，也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由于精神病诊断和收治入精神病院所具有的法律含义，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政府规程在西方国家形成得较早，许多国家在19世纪中期已形成，普遍要求改善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解除精神病院患者的锁链。在中国，传教医师是开创精神病院的先驱。嘉约翰早在1872年就提出创建精神病院的设想，但限于种种原因，在1898年他74岁时，才在广州花地建造了中国第一所精神病院。嘉约翰尽管常常遭到他收治的精神病人的袭击，但他与夫人坚持住在医院的二偻，采用西医疗法治疗精神病人。到20世纪20年代时，这所病院已有600多病人，并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
至于盲人，他们向来被称为残废，被视为遭天罚，命运悲惨。盲女的处境更为可怕。传教医师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努力。郭士立牧师在广州曾救助6名盲女，因当时中国尚无盲人学校，其中2人被送往美国，4人送到英国。后来其中一位返华，充任宁波瞽目院院长。（注：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第622页。）1892年，美北长老会的倪妮丝(Mary West Niles)医生写信给国内教团求助，以“广州街头的盲女”为题向美国妇女杂志投稿，引起轰动。在各方人士的支持之下，广州盲人学校得以开办。（注：Thompson Brown,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1837～1952,p.229.）
如果说教会医院以其慈善行医、免费诊治等形象，能有效地扩大和加强对民众的影响，那么它所代表的先进科学知识和高明技术，也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认识和体验西医科学的窗口，因而更能够在社会中赢得大众的青睐和欢迎。早在1837年、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多次刊文介绍伯驾主持的医院受到广东人普遍欢迎的情况：宽仁孚众是耶稣门生本所当为。今有此教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广行阴＠。尽情，可谓怀ｚｈōｕ急之仁。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效，且赖耶稣之宠ｙòｕ，医病效验焉。有盲者来，多人复见，连染痼疾得医矣。四方之人，常院内挤拥，好不闹热。医生温和慈心，不忍坐视颠危而不持不扶也。贵残、男女、老幼，诸品会聚，得痊。（注：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207页。）

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蚁来，莫说广东之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焉。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痊去矣。（注：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405页。）
据说曾有病人不远千里到广州求医，终为伯驾治愈（注：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405页。）。有人赋诗表彰伯驾：我居重楼越兼句，所闻疗治皆奇新，治法迥与中国异，三分药石七分针。求医之人满庭宇，肩摩膝促犹鱼鳞。瘫疽聋瞽杂焉坐，先生周历如车轮。（注：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405页。）

传教医生对徐州妇女医院做过这样的描述：“医院里如此拥挤，有些时候病人不得不躺在地上，各种各样的手术……有眼疾、结石、肿瘤、枪伤等，……一天要面对100到200个病人。”（注：G.Thompson Brown.,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1837-1952.New York:1997,p.226.）散布各地的教会医院吸引着无数前来求治的人，在任何医院的门口都可见到摩肩接踵、户限为穿的拥挤状况：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注：乔那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第43页。）

不用再引述更多的资料了，这足以说明教会医院在中国社会普遍受到欢迎的情况。

任何医疗制度的变革，都是对人类自身健康关注的结果，都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意义。在中国医疗制度变革史上，近代西方医院的引进，尤其具有革命性意义（注：台湾王尔敏先生认为：“中国医药现代化，或直接称其为医学之西化，对于近代中国医疗体系、医学教育、医院组织、公共卫生知识，均具有全面性、革命性的影响”。见王尔敏：《上海仁济医院史略》，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1994年，第420页。）。医疗空间从医家到医院的转换，中国医院制度的逐步完善，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新型医疗制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传统医疗体系是一种革新，对于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则是酝酿和开端。晚清是这种革新、酝酿和开端的关键时段，这也是本文选择这一时段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