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万年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征，那么当我们需要把它和教会礼仪年同步使用起来时，就会感到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相遇的“尴尬”，比如春节总会碰上四旬期，一个是该当喜庆欢乐的节日，另一个却是该当忏悔节制的时期。把这个尴尬加上引号，是由于它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尴尬，因为处处流露着和谐精神的中国文化，与时时表现出大公精神的基督信仰，在这件事上其实不但没有冲突，反而十分协调。

春节在万年历里是岁首，是辞旧迎新，寄托希望的日子。古代的皇帝要在这天拜天，以感恩祈福。民间则有祭祖传统，以慎终追远。所谓“官有朝贺，私有祭享”。因为祭祖是全家的事，所以春节也成了举家团圆、拜庆欢宴的节日，其喜乐的气氛会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各种传说的流行，许多特有的活动在春节前后增加了起来，比如贴春联、燃爆竹、拜大年、观灯展等，其中不少活动含有辟邪趋吉的意思。春节也叫过年。传说，年是一种每到除夕便出来伤害家畜和人命的怪兽。后来有位智者以红纸、火光和鞭炮把它吓跑了。于是有贴对联、挂灯笼、燃爆竹和拜大年的习俗。过年因而就是躲过年的危害，既躲过了危害，便当拜年——相互道喜问好。

这个传说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用它和耶稣退隐旷野四十昼夜的故事作个对比。后者恰恰是教会传统中的四旬期所纪念的事迹。耶稣受了三次不同的诱惑，全都被他战胜了。魔鬼诱惑耶稣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代表着人类的他离弃天主，转向魔鬼，其方法是误导其人性的三个层面，即物性（植物、动物性，如食、色）、灵性（精神追求，如权势、名利）和超性（对超越之经验的渴望，如奇能、异历）。亚当和厄娃就是在这些诱惑之下，背离了天主，并从乐园流落到了魔鬼和欲望横行的“旷野”。以色列民族在旷野里漂流的那四十年，就是亚当和厄娃——人类的缩影——在旷野，或者说在“涕泣之谷”流落的象征。不过，他们是带着天主预许给亚当和厄娃的福音，带着进入天主指给他们的福地的希望在旷野里行走的。那个福音，那块福地不是别的，就是没有物性、灵性和超性之不当倾向的天国，就是对天主的绝对从属，就是与天主一起散步的原始乐园。通过他对魔鬼的战胜以及他日后的死亡和复活，耶稣把人类从这个危险重重的旷野中带到了福地。这就是为什么，离开旷野后，耶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会堂里宣布：“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路4：18－19）

与中国的过年传说相比，那经受考验，期待救赎的以色列人，不正像受到怪兽的危害，并渴望平安和幸福的人们吗？而耶稣就像那位智者，三次击退了怪兽——恶魔，把平安和幸福带给了人们，使他们可以过上“恩慈之年”。正如中国人在过年时要祭祖，耶稣在旷野里也“祭”过祖：作为第二亚当，耶稣同样经受了第一亚当所经受过的诱惑，但他胜利了；作为法律和先知的成全者，他也在旷野里度过四十昼夜，就像梅瑟曾为领受天主的法律在西乃山上等了四十昼夜（出24：18），厄里亚为与天主相遇亦走了四十昼夜（列上19：8）那样，但耶稣超越了他们。因此，耶稣的“祭祖”不仅仅是慎终追远，还是继往开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把这层新意赋在祭祖行为上。

四旬期的意义就取自耶稣的旷野生活，我们可用一个词来概括：辞旧迎新。辞旧，就是要悔改，要在物性、灵性和超性上“过年”——战胜魔鬼，不顺从它的误导。那位帮助人们过年的智者用春联、炮竹和灯笼打退了年，教会传统也留给我们三件可以战胜魔鬼和欲望和法宝，即祈祷、禁食和施舍。祈祷让我们不崇拜世物，而只朝拜唯一真神；禁食让我们不贪婪世物，而只注意终极福乐，施舍让我们不占有世物，而只倾心爱的天国。全心归向上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拜天”行为；全心关爱他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拜年”行为——我们的爱就是带给别人最好的祝福。

迎新，就是要开始度“恩慈之年”，满怀被救赎的喜乐和希望，以属于上主的身心来准备同基督一起“逾越”，一起复活。教会把四旬期作为慕道期，就是为突出这层辞旧迎新的意义。慕道者在这段时期里要通过认识真道和死于旧我来准备洗礼。而借着洗礼，他们会同基督一起复活，会成为新人——天主的子女，并会进入教会——充满恩宠的福地。那将是个教会的新旧成员团聚在基督内的欢乐时刻。是的，四旬期与复活期是密不可分的，就像辞旧和迎新是密不可分的一样。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5年的四旬期文告里这样解释二者的关系：“四旬期为我们勾划出一个灵修之旅，让我们好好预备再次经历基督死亡与复活的奥迹。”所以，四旬期的悔改气氛，不应该剥夺复活期赋予它的喜乐和希望的特征。只有如此，四旬期与春节才会和谐；只有如此，我们中国基督徒才既能保持中国文化，又能活出基督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