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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我们的观点
当我们再一次从半永久性的情感休克状态下苏醒过来，从情感冻结的麻木无感状态中复活过来，并再一次审视内心的时候，我们到底面对着怎样的一个世界呢？显然，当今人类的痛苦已不再是平面的物质的痛苦，而是过于丰富的物质背后人类被窒息与破坏，丧失了正确处理物质的智慧及承担它们的道德能力的痛苦。物质正成为“人类退化与死亡的工具”（詹姆士.里德）。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充斥的世界，我们一步步地被抛入混乱和孤立之中，我们的孤独与绝望，我们的冷漠与怀疑，我们焦虑与虚无，我们的恐惧与颤栗，从来也没有这么触目地折磨着我们。
我们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中疏离出来，我们走到这个孤立与狂妄自大的立场上。理性与科技的实用主义占据了我们的内心，我们不再和自然做有意义的对话，而是和自己的产品做无意义的独白。在自己生产的各式各样的产品及现代紧张生活的包围下，人们不能和自然有真实的相遇。即使面对着自然的美景及各项成就，人仍然停留在疏离、焦虑、挫折、恐惧之中。
资本主义的强力发展带来了人与人无可挽回的疏远。在个人主义统治的地方，强有力的个人便把一切归到他自己的手上，整个社会和众人对他而言只是达到他个人目的的工具，人和价值被抹杀了。无情的手腕或功能主义控制着每日人际往来，进而窒息个人较深远的期待和个性的表达，使个人和他的同伴无法有真实的相遇。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的同伴是危险的对手，人们相互漠视，只关心自己的成就。一股冷漠就这样弥漫在千篇一律、密密麻麻的现代建筑之间，普遍的孤独令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诉说心事的对象。在夫妻生活中，往往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却形同陌路，心灵的沟通被堵塞了。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同事、伴侣或性伴侣，而不再是丈夫和妻子。婚姻的誓约和爱情的诺言没有在心灵与肉身的结合中实现。婚姻生活由紧张变为恐惧，变为可怕的负担，离婚进而粉墨登场，成了逃离这场灾难的唯一途径。谁能说，这不是最可怕的孤立呢？当我们在最甜美的情感经验──毫无保留地深爱某个人面前竖起了盾牌，当我们所砌起的心理护墙不仅为我们阻隔了痛苦，也把我们与爱、喜悦的感觉隔开了的时候，我们到底面临着何等可怕的境地呢？
一百多年前，尼采便察觉出人类宣布上帝死亡的时代快到了。他知道人就要失去上帝，人以一种在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来和上帝分离。尼采感觉出世界正在蕴酿一种极度的邪恶和荒唐，这是前所未有的罪行、绝对的丑闻。“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尼采在痛苦中感觉到了这种深度的恐惧：“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除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尼采认为，人会把自己抛入孤独的深渊，孤独的恐怖超过人的想象。他警告人会变得不再能向上帝祈祷，并因此永远得不到平安，一生颠沛流离，永无避难之所。尼采用最肯定的措辞警告：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
确实，我们不再和上帝对谈，我们退缩到那和自己及自己所创造的荒谬事物面面相觑的独白世界。我们逐渐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所包围，这个世界己无奥秘感可言，像一座监狱把人关在里面。人和世界粗声所谈的都是无意义的事，人的垂直关系（人和天）被贬低，人的水平关系被抬高。
空虚迷乱的幻相困扰着我们，虚无的感受折磨着我们。面对如此可怕的生存图景，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思想家都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用明亮的态度指证时代的贫乏，用鲜明的立场见证时代的堕落，用神圣的信仰批判时代的罪恶。
海德格尔、叔本华、雅斯贝尔斯、施宾格勒等人都以虚无或人的恐惧与绝望为他们研究、讨论的主题。霍妮、弗洛伊德、弗洛姆、荣格等人则从精神分析走入我们内心的冲突，并指证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与心理病症，期待引起疗救的注意。荣格认为，心理病人若不是多少跟宗教信仰有所接触的话，几乎没有一个病人能痊愈。在卡夫卡、加缪、萨特、贝克特等人眼中，世界变得荒诞可笑，人生变得不可捉摸，人与人之间正遭遇着无法透视的可怕的疏离。人的异化，人在世界面前的软弱无力，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在他们的笔下揭示得如此深刻，以致于他们的文字成了这个时代最为形象的见证。毋庸置疑，这些敏感与易伤的心灵代表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心灵的诉说，不仅因为它能使我们警醒与思想，而且也因为它能使我们破灭与绝望，使我们更执着于终极意义的探查与追寻。
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写作了，特别是当这种写作站立在神圣信仰的高度上时，它所发出的光芒就罕有其匹了。如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和思想的巨人代表的已远远不只是俄罗斯精神的象征，他跨越了国度的界限，跨越了时间的限制，他成了人类精神的不朽的代言。他的批判是如此彻底，以致于遭到那么广泛的抵抗与忌恨。世界的堕落与邪恶成就的是一股黑暗的势力，作为光明、和平、公义与爱的代表，托尔斯泰面临的是一场殊死的搏斗与较量。这场看不见后台的斗争是人类史上罕见的真正的斗争，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斗争。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很多热闹一时的事件大都在时间的洗涤下烟消云散，唯有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的争战慢慢沉淀下来，让我们后人从中汲取营养。
能够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于作家而言是一种成功与幸福。因为他已不仅仅在于指出，也不仅仅在于经历与见证，他出示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良知和责任。当我们的作家面对时代精神的贫乏与堕落失语或梦呓时，我就知道，文学的悲哀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如果按报上所说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名作家和十部作品名单看来，那中国文学的悲哀已实实在在地降临了。十部作品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无关，更谈不上对时代的精神有什么深刻的洞见或批判。不用说托尔斯泰或巴尔扎克那样的批判，就说帕斯捷尔纳克或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揭露与见证，甚至只说高尔基或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感，在这十部作品中都杳无踪迹。我真的不知道，中国作家的精神与思想怎么贫乏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出现如此严重的贫血与孱弱。
我们的立场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缺乏足以产生伟大作品的东西吗？难道我们天天面对的真的是那么平静与美好的生活吗？是我们熟视无睹，还是我们放纵欲望？是我们麻木不仁，还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我们要说些什么话？没有人去思考，去探究，这难道不是当今每一位中国作家的耻辱吗？
倘若我们都面对过这些问题，可又都悄悄地绕过去，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呢？实际上，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麻木不仁与熟视无睹向来就是惊人的。翻遍典籍和所谓的名著，我们找到解答人生问题的钥匙了吗？找到了足以慰藉我们心灵的精神了吗？没有，绝对没有，它们都在说一个道理，说一段动人或凄惨的故事，说一个人曲折离奇的命运。它会告诉你：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会告诉你：多少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还会告诉你：江湖险恶，人情冷暖，唯有遁入空门逍遥自在。这都是何等自私的文学，它们到底为我们担当了什么？
难怪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师，连自己的精神生活都一踏糊涂的人，他还有什么资格与能力指点迷津呢？不要忘记，“大师”这词恰恰来自于宗教，它指示给人的是人生的智慧与意义，而不是做文学的三脚猫功夫。“大师”的泛滥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中国文学的悲凉，实际上，中国又有谁真正配得上“大师”的称号呢？
当我们再次回到眼前的现实，触目惊心的罪恶与欲望令我们无处可逃。我们被金钱掳掠，我们被欲望劫持，我们对暴力与邪恶侧目而过。没有同情与相信，没有爱与良善，到处是死亡的气息。我们身处喧嚣与浮躁，人言亦言，同流合污。我们成了时代的盲者与聋人。我们退隐与沉默，我们冷漠与麻木，我们成了空心的稻草人。
我们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资格──我们的良知、品格、责任和灵魂。正如斯迈尔斯所说：“人生的职责像天空的星光一样照耀着大地；那抚慰、救治人类并给人类带来福音的慈爱之心，就像大地的鲜花一样撒满人间。”还说，“谁能登上人生职责的最高峰，谁就是他所属的族群中最杰出的人物”。我们遗忘的恰恰就是自己的职责，丧失的也恰恰是最基本的做人资格。我们的作家和我们一样，不仅没有挑起重担，反而连这些最起码的资格与职责都放弃了。任何工作都有它应该遵循的一定的职责，可我却看不见，中国作家的职责与使命在哪里。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世界，面对它，我们都像不负责任的医生弃之不理，这难道是道德的吗？我们的敏感与良知到底哪里去了呢？重申我们的立场，就是重申我们人之为人的起码的道德与使命。在这个冷漠与麻木像性病一样泛滥成灾的世代里，我们是否有过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是否有过霍妮的内心的冲突？是否有过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灵与肉的争战？
确实，我们再也无法沉默了，再也不能退隐了，因为沉默意味的是投降与弃权，而退隐则意味着逃避与自私，它们与冷漠、麻木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我们再次审视内心，回到良知与敏感的立场上，我们就回到了人之为人的职责与幸福。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不再孤独与无聊。我们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撑，这声音是宏亮的、有力的。
我们内心的冲突开始变得清晰，我们与世界的紧张关系有了具体的呈现，我们的个人化立场得到强化。灵与肉的争战折磨着我们，我们只有写作。写作成了化解我们与世界紧张关系的武器，成了化解我们内心冲突的有力出口。这样的写作不再无关痛痒，它成了力量与精神的象征。
这样的良知成就的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是这个世代的守望者。这样的作家不会追逐时髦与潮流，更不会试图搅浑文坛以求转瞬即逝的名利，而只会自成主张，自以为是，迳自找寻一种人类感知的表述方式，从而使自己的创作超越种种苍白的概念、观念与模式，使自己的写作充满原创与先锋的力量。这样的作家一定以强化个人的立场为荣，他有这样强烈的意识要退回到个人化立场上，为的是更好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他的逃亡是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流派”，更不存在什么“集团”。这些都是窒息人的工具，是贫弱的人放大声音的工具。有力量的人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是从这使人窒息的世界中逃亡，逃到社会的边缘，逃到局外的立场上。
可以看到，有一些作家也在逃，如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张炜、余华等。贾平凹逃到了西安，偶尔又逃回商州；他从《废都》逃到了《白夜》，又从《白夜》逃到了《高老庄》。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贾平凹走的都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退隐之路。张炜与贾平凹实际上也差不多，从《九月寓言》到《柏慧》，又从《柏慧》到《外省书》，整个一幅寻找精神家园的图景，然而，他的骨子里也是一种隐士情结，他强调的是大地的情感，是乡村农民那种朴素的自然观。贾平凹强调的则是传统的文人文化，是逍遥与自得其乐，是淡泊明志与宁静致远。因此，从反映现实的力量来看，贾平凹最好的小说仍然是《浮躁》，张炜最好的小说也仍然是《古船》，他们在精神上都没有超越过去。
论及张承志，不能不提《心灵史》。这部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他的信仰；二是这个信仰所在的民族遭受的屠杀与苦难。整部书充满了悲壮的血腥之气，这点实际上也并不符合纯粹的信仰，因为信仰的真谛是和平与忍耐，是爱与宽容。显然，这是一时激动与血性的产物，因此，不足以成为精神的指向。另外，这部《心灵史》更像是一个特定民族的英雄主义历史的见证，它与我们每个人构不成需要。它写的仅仅是信仰的历史，而不是信仰本身；是传记，而不是生活。因此，它的价值是史料，而不是小说。张承志最好的小说仍然是《北方的河》及《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它是文化意义上与情感上的。显然，张承志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把自己的信仰注入点滴生活，通过生活展示信仰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相对张承志而言，史铁生也是一个例外，这源自他独特的人生遭遇。作为残疾人的史铁生比任何作家都早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与地坛》的成功在于他关注了自己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灵与肉的争战，而是对于自身命运的冥思。对信仰的追问与寻找构成了《我与地坛》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果说意义的话，那它的意义也就在此。《务虚笔记》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这种声音，它坚强的探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种内心的争战总让我觉得有些遥远，仿佛只限于作家本人的。也许，史铁生过分纠缠于残疾的身位了，包括《我与地坛》，他的发问都过多地停留在残疾的命运上。从另一方面说，史铁生也一直处于冥思的水平线上，他没有再获得什么真正突破，在精神上，他依然是个盲者，这点，可以在《务虚笔记》上找到确证。
相对于以上几位，余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现象。他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了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这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活着》是托了电影的功劳，那《许三观卖血记》呢？这不由得令人可疑。说实在的，这两部作品在语言的朴素上是有突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原了日常生活的本真力量。可我不明白的是，两部作品出示的都是作家的冷漠，反映的现实也相当有限，甚至是无力的，它又从哪里得到了掌声？《活着》更像是一个家庭没落的传奇，结尾又把悲剧意义彻底消解掉，它到底能给我们现在的“活着”指明什么含义呢？《许三观卖血记》似乎又更进一步，当我们领略够作家沾沾自喜的有些造作的语言艺术之后，我们真的不知道作家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难道就为了再造一个模式化的陈奂生，亦或再造一个经典式的阿Ｑ？难道我们还缺少一个这么平淡寡味的“许三观”吗？显然，余华的小说智慧已经从《在细雨中呼喊》的深刻退化为模式化的小说理念了。
显然，这一切都源于我们作家立场的暧昧不明。面对强大的物质与欲望的世界，我们失去了起码的良知与敏感，失去了人之为人起码的道德与使命。这个世界充斥的是虚伪的掌声与虚假的尊敬，智慧受人嘲讽，天才遭人鄙视，没有人敢于发出时代需要的声音，更没有人勇于指证世界的恶。我们都是聪明的人，但也许就是一个聪明的恶棍；越是聪明的人，也就越是聪明的恶棍。
我们的思想
我们没有立场，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立场。没有立场，唯一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立场，信仰是根基与保证。只有对神圣力量的信仰，才能确实地使我们摆脱混乱、黑暗、孤立的深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振爱的信心与盼望，并以圣、光、义、爱充满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内心。
回顾一下中国思想家的论述也许不无裨益，特别是孔子、老子与墨子的思想，它们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孔子思想的主要目标是正当的社会生活行为，他的任务是保存、重建古典的传统，以先人的规范来遏制当代丛生的破坏行为。孔子并没有深入探索生存意义的问题，他集中精力建设的是一个以大众福利为依归，并且能够提供意义和目标的社会秩序。对于孔子而言，他一生为之努力的就是借复兴先朝的礼来克服当时精神的堕落和专政的政治。孔子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它提供给统治阶级的便利远远超过了历次革命或起义对它的颠覆。历史上每一次的尊孔与倒孔运动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标志，这种标志意味着朝代的兴衰与更替。对于生在危机与混乱时代的孔子而言，他有生之年的不幸遭遇无疑是在劫难逃的。
相对于孔子对社会的热情，老子正好截然相反。他对人生与生命的洞察可以说入木三分，他不仅深悟人生的真谛，而且对生命的各种情况有透彻的领会。他把人伦建立在道之上，道是世界最高的存在。他教人以善报恶，倡导宽容，提倡简朴、自然、无私、自足的美德。他在探究世界运行原则和存在本质方面都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观点，因此可以说，老子是发自个人内心的热忱、独立、诚实的先驱见证人。正如一位外国学者的评价：老子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世界性的思想大家。这样的体系自然不可能形成什么政治的力量，也不可能成为什么集团的工具，因为它在更大意义是个人的、独立的。
墨子的思想在诸子百家中是最不容忽视的。他深悉当时的战争与政治上的混乱，认为古代帝王贤君都是诚心敬天祭祖、爱护百姓的，因此他提出要恢复良好的秩序必先恢复敬天与祭祖的传统与仪式。他进一步认为，世界永恒的主宰是有无限智慧、无所不在并爱护一切人类的，他也希望人类彼此相爱。在此，墨子不但宣告了个人道德上的自由，也宣告了上帝的博爱。正如外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现代人类学研究的观点来看，墨子无疑是最前进的中国思想家，他对天的观念，对人类普遍性的看法都十分现代。
纵观三位伟大思想家的论述，我们洞悉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它们强调的都是通过伦理与道德的建设来改良现状，改变现实。他们都试图证明有一位全能的主宰存在，并企图令身处最高权位的统治者信服与敬拜，但结果又都不得不放弃或失败。归根结底，仅仅作为一种伦理或思想的体系，它是很难进入我们的内心的。
问题显然在于，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载体来承载这些伦理与思想的诉说？用什么器官来接受这些来自于良善的论述？假如没有一个充分的依据，我们又凭什么要接受这些律法一样的伦理道德？
至此，思想的脉络已经昭然若揭，并非中国的思想家缺乏精彩的论述，而是这些论述缺乏信仰作根基与支撑。没有确实的信仰作基础，那一切的伦理与道德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需要信仰来作我们的载体，需要心灵深处的良知来作接受的器官，需要保守灵魂一样的态度来保全律法。我们要完全地走入圣、光、义、爱的世界，真正领悟信仰的真谛，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站立得住，才经受得起考验。正如北村所说：信仰就是接受一个永生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靠着他胜过一切的死亡，吞灭一切的黑暗。又说：信仰是不在逻辑里面、推理之中的，正如我们呼吸、生气不要经过逻辑推理一样，他是灵里的故事，是个奥秘。（参见北村《今时代神圣启示的来临》）
北村的见证作为我们这个世代写作与思想的备忘录是有着杰出的意义的。没有北村的中文小说世界绝对是残缺的，特别是作为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北村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任何同时期作家的创作。如《施洗的河》，如《玛卓的爱情》，无论哪一部，它的力量都远在那十部作品之上，因为它让我们不仅看见了时代精神的堕落与黑暗，看到了人的绝望与呼告，而且也看见了良心的冲突与敏感，看见了真正的救赎与盼望。这点有如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北村对于中国的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凸现出来。
北村的写作显然源于他那强大的信仰背景，这信仰直接有力地提供给他充满力量的思想与立场，使他在当下文坛站立了孤独的个人化写作。他所承载的重担是有意义的，也是无法放弃的。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他内心的冲突，都化作了有力的诉说，这声音应当是尖锐的，也是及时的。我不明白的是，那些没有思想的写作会得到标举，那么多乏力的、空洞的作品竟得到普遍的赞誉。当我们面对这些虚无的、无意义的诉说时，我们竟也会无动于衷，甚至失去最基本的判断的尺度；而当我们面对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时，我们却无法意识到它的伟大。
显而易见，当代人已经堕落到了极端可怖的程度：精神被窒息，人寻找上帝的机能在死亡，人对上帝日益严重的目盲与耳聋，还掺杂着鄙夷，直到沦为无耻的冷漠与麻木。在这样的世界里，你到哪里去找真与善的诉说？谁又会告诉你真实的想法？谁又能指出我们到底需 要什么？正是从这意义上说，北村的意义是无法逃避的，也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个有良知与使命的人，我愿意站出来，指证北村的意义。
当我们再一次从半永久性的情感休克状态下苏醒过来，从情感冻结的麻木无感状态中复活过来，并再一次审视内心的时候，我们到底面对着怎样的一个世界呢？显然，当今人类的痛苦已不再是平面的物质的痛苦，而是过于丰富的物质背后人类被窒息与破坏，丧失了正确处理物质的智慧及承担它们的道德能力的痛苦。物质正成为“人类退化与死亡的工具”（詹姆士.里德）。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充斥的世界，我们一步步地被抛入混乱和孤立之中，我们的孤独与绝望，我们的冷漠与怀疑，我们焦虑与虚无，我们的恐惧与颤栗，从来也没有这么触目地折磨着我们。
我们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中疏离出来，我们走到这个孤立与狂妄自大的立场上。理性与科技的实用主义占据了我们的内心，我们不再和自然做有意义的对话，而是和自己的产品做无意义的独白。在自己生产的各式各样的产品及现代紧张生活的包围下，人们不能和自然有真实的相遇。即使面对着自然的美景及各项成就，人仍然停留在疏离、焦虑、挫折、恐惧之中。
资本主义的强力发展带来了人与人无可挽回的疏远。在个人主义统治的地方，强有力的个人便把一切归到他自己的手上，整个社会和众人对他而言只是达到他个人目的的工具，人和价值被抹杀了。无情的手腕或功能主义控制着每日人际往来，进而窒息个人较深远的期待和个性的表达，使个人和他的同伴无法有真实的相遇。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的同伴是危险的对手，人们相互漠视，只关心自己的成就。一股冷漠就这样弥漫在千篇一律、密密麻麻的现代建筑之间，普遍的孤独令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诉说心事的对象。在夫妻生活中，往往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却形同陌路，心灵的沟通被堵塞了。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同事、伴侣或性伴侣，而不再是丈夫和妻子。婚姻的誓约和爱情的诺言没有在心灵与肉身的结合中实现。婚姻生活由紧张变为恐惧，变为可怕的负担，离婚进而粉墨登场，成了逃离这场灾难的唯一途径。谁能说，这不是最可怕的孤立呢？当我们在最甜美的情感经验──毫无保留地深爱某个人面前竖起了盾牌，当我们所砌起的心理护墙不仅为我们阻隔了痛苦，也把我们与爱、喜悦的感觉隔开了的时候，我们到底面临着何等可怕的境地呢？
一百多年前，尼采便察觉出人类宣布上帝死亡的时代快到了。他知道人就要失去上帝，人以一种在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来和上帝分离。尼采感觉出世界正在蕴酿一种极度的邪恶和荒唐，这是前所未有的罪行、绝对的丑闻。“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尼采在痛苦中感觉到了这种深度的恐惧：“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除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尼采认为，人会把自己抛入孤独的深渊，孤独的恐怖超过人的想象。他警告人会变得不再能向上帝祈祷，并因此永远得不到平安，一生颠沛流离，永无避难之所。尼采用最肯定的措辞警告：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
确实，我们不再和上帝对谈，我们退缩到那和自己及自己所创造的荒谬事物面面相觑的独白世界。我们逐渐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所包围，这个世界己无奥秘感可言，像一座监狱把人关在里面。人和世界粗声所谈的都是无意义的事，人的垂直关系（人和天）被贬低，人的水平关系被抬高。
空虚迷乱的幻相困扰着我们，虚无的感受折磨着我们。面对如此可怕的生存图景，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思想家都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用明亮的态度指证时代的贫乏，用鲜明的立场见证时代的堕落，用神圣的信仰批判时代的罪恶。
海德格尔、叔本华、雅斯贝尔斯、施宾格勒等人都以虚无或人的恐惧与绝望为他们研究、讨论的主题。霍妮、弗洛伊德、弗洛姆、荣格等人则从精神分析走入我们内心的冲突，并指证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与心理病症，期待引起疗救的注意。荣格认为，心理病人若不是多少跟宗教信仰有所接触的话，几乎没有一个病人能痊愈。在卡夫卡、加缪、萨特、贝克特等人眼中，世界变得荒诞可笑，人生变得不可捉摸，人与人之间正遭遇着无法透视的可怕的疏离。人的异化，人在世界面前的软弱无力，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在他们的笔下揭示得如此深刻，以致于他们的文字成了这个时代最为形象的见证。毋庸置疑，这些敏感与易伤的心灵代表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心灵的诉说，不仅因为它能使我们警醒与思想，而且也因为它能使我们破灭与绝望，使我们更执着于终极意义的探查与追寻。
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写作了，特别是当这种写作站立在神圣信仰的高度上时，它所发出的光芒就罕有其匹了。如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和思想的巨人代表的已远远不只是俄罗斯精神的象征，他跨越了国度的界限，跨越了时间的限制，他成了人类精神的不朽的代言。他的批判是如此彻底，以致于遭到那么广泛的抵抗与忌恨。世界的堕落与邪恶成就的是一股黑暗的势力，作为光明、和平、公义与爱的代表，托尔斯泰面临的是一场殊死的搏斗与较量。这场看不见后台的斗争是人类史上罕见的真正的斗争，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斗争。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很多热闹一时的事件大都在时间的洗涤下烟消云散，唯有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的争战慢慢沉淀下来，让我们后人从中汲取营养。
能够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于作家而言是一种成功与幸福。因为他已不仅仅在于指出，也不仅仅在于经历与见证，他出示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良知和责任。当我们的作家面对时代精神的贫乏与堕落失语或梦呓时，我就知道，文学的悲哀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如果按报上所说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名作家和十部作品名单看来，那中国文学的悲哀已实实在在地降临了。十部作品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无关，更谈不上对时代的精神有什么深刻的洞见或批判。不用说托尔斯泰或巴尔扎克那样的批判，就说帕斯捷尔纳克或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揭露与见证，甚至只说高尔基或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感，在这十部作品中都杳无踪迹。我真的不知道，中国作家的精神与思想怎么贫乏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出现如此严重的贫血与孱弱。
我们的立场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缺乏足以产生伟大作品的东西吗？难道我们天天面对的真的是那么平静与美好的生活吗？是我们熟视无睹，还是我们放纵欲望？是我们麻木不仁，还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我们要说些什么话？没有人去思考，去探究，这难道不是当今每一位中国作家的耻辱吗？
倘若我们都面对过这些问题，可又都悄悄地绕过去，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呢？实际上，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麻木不仁与熟视无睹向来就是惊人的。翻遍典籍和所谓的名著，我们找到解答人生问题的钥匙了吗？找到了足以慰藉我们心灵的精神了吗？没有，绝对没有，它们都在说一个道理，说一段动人或凄惨的故事，说一个人曲折离奇的命运。它会告诉你：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会告诉你：多少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还会告诉你：江湖险恶，人情冷暖，唯有遁入空门逍遥自在。这都是何等自私的文学，它们到底为我们担当了什么？
难怪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师，连自己的精神生活都一踏糊涂的人，他还有什么资格与能力指点迷津呢？不要忘记，“大师”这词恰恰来自于宗教，它指示给人的是人生的智慧与意义，而不是做文学的三脚猫功夫。“大师”的泛滥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中国文学的悲凉，实际上，中国又有谁真正配得上“大师”的称号呢？
当我们再次回到眼前的现实，触目惊心的罪恶与欲望令我们无处可逃。我们被金钱掳掠，我们被欲望劫持，我们对暴力与邪恶侧目而过。没有同情与相信，没有爱与良善，到处是死亡的气息。我们身处喧嚣与浮躁，人言亦言，同流合污。我们成了时代的盲者与聋人。我们退隐与沉默，我们冷漠与麻木，我们成了空心的稻草人。
我们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资格──我们的良知、品格、责任和灵魂。正如斯迈尔斯所说：“人生的职责像天空的星光一样照耀着大地；那抚慰、救治人类并给人类带来福音的慈爱之心，就像大地的鲜花一样撒满人间。”还说，“谁能登上人生职责的最高峰，谁就是他所属的族群中最杰出的人物”。我们遗忘的恰恰就是自己的职责，丧失的也恰恰是最基本的做人资格。我们的作家和我们一样，不仅没有挑起重担，反而连这些最起码的资格与职责都放弃了。任何工作都有它应该遵循的一定的职责，可我却看不见，中国作家的职责与使命在哪里。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世界，面对它，我们都像不负责任的医生弃之不理，这难道是道德的吗？我们的敏感与良知到底哪里去了呢？重申我们的立场，就是重申我们人之为人的起码的道德与使命。在这个冷漠与麻木像性病一样泛滥成灾的世代里，我们是否有过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是否有过霍妮的内心的冲突？是否有过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灵与肉的争战？
确实，我们再也无法沉默了，再也不能退隐了，因为沉默意味的是投降与弃权，而退隐则意味着逃避与自私，它们与冷漠、麻木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我们再次审视内心，回到良知与敏感的立场上，我们就回到了人之为人的职责与幸福。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不再孤独与无聊。我们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撑，这声音是宏亮的、有力的。
我们内心的冲突开始变得清晰，我们与世界的紧张关系有了具体的呈现，我们的个人化立场得到强化。灵与肉的争战折磨着我们，我们只有写作。写作成了化解我们与世界紧张关系的武器，成了化解我们内心冲突的有力出口。这样的写作不再无关痛痒，它成了力量与精神的象征。
这样的良知成就的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是这个世代的守望者。这样的作家不会追逐时髦与潮流，更不会试图搅浑文坛以求转瞬即逝的名利，而只会自成主张，自以为是，迳自找寻一种人类感知的表述方式，从而使自己的创作超越种种苍白的概念、观念与模式，使自己的写作充满原创与先锋的力量。这样的作家一定以强化个人的立场为荣，他有这样强烈的意识要退回到个人化立场上，为的是更好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他的逃亡是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流派”，更不存在什么“集团”。这些都是窒息人的工具，是贫弱的人放大声音的工具。有力量的人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是从这使人窒息的世界中逃亡，逃到社会的边缘，逃到局外的立场上。
可以看到，有一些作家也在逃，如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张炜、余华等。贾平凹逃到了西安，偶尔又逃回商州；他从《废都》逃到了《白夜》，又从《白夜》逃到了《高老庄》。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贾平凹走的都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退隐之路。张炜与贾平凹实际上也差不多，从《九月寓言》到《柏慧》，又从《柏慧》到《外省书》，整个一幅寻找精神家园的图景，然而，他的骨子里也是一种隐士情结，他强调的是大地的情感，是乡村农民那种朴素的自然观。贾平凹强调的则是传统的文人文化，是逍遥与自得其乐，是淡泊明志与宁静致远。因此，从反映现实的力量来看，贾平凹最好的小说仍然是《浮躁》，张炜最好的小说也仍然是《古船》，他们在精神上都没有超越过去。
论及张承志，不能不提《心灵史》。这部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他的信仰；二是这个信仰所在的民族遭受的屠杀与苦难。整部书充满了悲壮的血腥之气，这点实际上也并不符合纯粹的信仰，因为信仰的真谛是和平与忍耐，是爱与宽容。显然，这是一时激动与血性的产物，因此，不足以成为精神的指向。另外，这部《心灵史》更像是一个特定民族的英雄主义历史的见证，它与我们每个人构不成需要。它写的仅仅是信仰的历史，而不是信仰本身；是传记，而不是生活。因此，它的价值是史料，而不是小说。张承志最好的小说仍然是《北方的河》及《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它是文化意义上与情感上的。显然，张承志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把自己的信仰注入点滴生活，通过生活展示信仰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相对张承志而言，史铁生也是一个例外，这源自他独特的人生遭遇。作为残疾人的史铁生比任何作家都早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与地坛》的成功在于他关注了自己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灵与肉的争战，而是对于自身命运的冥思。对信仰的追问与寻找构成了《我与地坛》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果说意义的话，那它的意义也就在此。《务虚笔记》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这种声音，它坚强的探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种内心的争战总让我觉得有些遥远，仿佛只限于作家本人的。也许，史铁生过分纠缠于残疾的身位了，包括《我与地坛》，他的发问都过多地停留在残疾的命运上。从另一方面说，史铁生也一直处于冥思的水平线上，他没有再获得什么真正突破，在精神上，他依然是个盲者，这点，可以在《务虚笔记》上找到确证。
相对于以上几位，余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现象。他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了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这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活着》是托了电影的功劳，那《许三观卖血记》呢？这不由得令人可疑。说实在的，这两部作品在语言的朴素上是有突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原了日常生活的本真力量。可我不明白的是，两部作品出示的都是作家的冷漠，反映的现实也相当有限，甚至是无力的，它又从哪里得到了掌声？《活着》更像是一个家庭没落的传奇，结尾又把悲剧意义彻底消解掉，它到底能给我们现在的“活着”指明什么含义呢？《许三观卖血记》似乎又更进一步，当我们领略够作家沾沾自喜的有些造作的语言艺术之后，我们真的不知道作家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难道就为了再造一个模式化的陈奂生，亦或再造一个经典式的阿Ｑ？难道我们还缺少一个这么平淡寡味的“许三观”吗？显然，余华的小说智慧已经从《在细雨中呼喊》的深刻退化为模式化的小说理念了。
显然，这一切都源于我们作家立场的暧昧不明。面对强大的物质与欲望的世界，我们失去了起码的良知与敏感，失去了人之为人起码的道德与使命。这个世界充斥的是虚伪的掌声与虚假的尊敬，智慧受人嘲讽，天才遭人鄙视，没有人敢于发出时代需要的声音，更没有人勇于指证世界的恶。我们都是聪明的人，但也许就是一个聪明的恶棍；越是聪明的人，也就越是聪明的恶棍。
我们的思想
我们没有立场，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立场。没有立场，唯一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立场，信仰是根基与保证。只有对神圣力量的信仰，才能确实地使我们摆脱混乱、黑暗、孤立的深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振爱的信心与盼望，并以圣、光、义、爱充满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内心。
回顾一下中国思想家的论述也许不无裨益，特别是孔子、老子与墨子的思想，它们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孔子思想的主要目标是正当的社会生活行为，他的任务是保存、重建古典的传统，以先人的规范来遏制当代丛生的破坏行为。孔子并没有深入探索生存意义的问题，他集中精力建设的是一个以大众福利为依归，并且能够提供意义和目标的社会秩序。对于孔子而言，他一生为之努力的就是借复兴先朝的礼来克服当时精神的堕落和专政的政治。孔子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它提供给统治阶级的便利远远超过了历次革命或起义对它的颠覆。历史上每一次的尊孔与倒孔运动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标志，这种标志意味着朝代的兴衰与更替。对于生在危机与混乱时代的孔子而言，他有生之年的不幸遭遇无疑是在劫难逃的。
相对于孔子对社会的热情，老子正好截然相反。他对人生与生命的洞察可以说入木三分，他不仅深悟人生的真谛，而且对生命的各种情况有透彻的领会。他把人伦建立在道之上，道是世界最高的存在。他教人以善报恶，倡导宽容，提倡简朴、自然、无私、自足的美德。他在探究世界运行原则和存在本质方面都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观点，因此可以说，老子是发自个人内心的热忱、独立、诚实的先驱见证人。正如一位外国学者的评价：老子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世界性的思想大家。这样的体系自然不可能形成什么政治的力量，也不可能成为什么集团的工具，因为它在更大意义是个人的、独立的。
墨子的思想在诸子百家中是最不容忽视的。他深悉当时的战争与政治上的混乱，认为古代帝王贤君都是诚心敬天祭祖、爱护百姓的，因此他提出要恢复良好的秩序必先恢复敬天与祭祖的传统与仪式。他进一步认为，世界永恒的主宰是有无限智慧、无所不在并爱护一切人类的，他也希望人类彼此相爱。在此，墨子不但宣告了个人道德上的自由，也宣告了上帝的博爱。正如外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现代人类学研究的观点来看，墨子无疑是最前进的中国思想家，他对天的观念，对人类普遍性的看法都十分现代。
纵观三位伟大思想家的论述，我们洞悉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它们强调的都是通过伦理与道德的建设来改良现状，改变现实。他们都试图证明有一位全能的主宰存在，并企图令身处最高权位的统治者信服与敬拜，但结果又都不得不放弃或失败。归根结底，仅仅作为一种伦理或思想的体系，它是很难进入我们的内心的。
问题显然在于，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载体来承载这些伦理与思想的诉说？用什么器官来接受这些来自于良善的论述？假如没有一个充分的依据，我们又凭什么要接受这些律法一样的伦理道德？
至此，思想的脉络已经昭然若揭，并非中国的思想家缺乏精彩的论述，而是这些论述缺乏信仰作根基与支撑。没有确实的信仰作基础，那一切的伦理与道德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需要信仰来作我们的载体，需要心灵深处的良知来作接受的器官，需要保守灵魂一样的态度来保全律法。我们要完全地走入圣、光、义、爱的世界，真正领悟信仰的真谛，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站立得住，才经受得起考验。正如北村所说：信仰就是接受一个永生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靠着他胜过一切的死亡，吞灭一切的黑暗。又说：信仰是不在逻辑里面、推理之中的，正如我们呼吸、生气不要经过逻辑推理一样，他是灵里的故事，是个奥秘。（参见北村《今时代神圣启示的来临》）
北村的见证作为我们这个世代写作与思想的备忘录是有着杰出的意义的。没有北村的中文小说世界绝对是残缺的，特别是作为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北村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任何同时期作家的创作。如《施洗的河》，如《玛卓的爱情》，无论哪一部，它的力量都远在那十部作品之上，因为它让我们不仅看见了时代精神的堕落与黑暗，看到了人的绝望与呼告，而且也看见了良心的冲突与敏感，看见了真正的救赎与盼望。这点有如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北村对于中国的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凸现出来。
北村的写作显然源于他那强大的信仰背景，这信仰直接有力地提供给他充满力量的思想与立场，使他在当下文坛站立了孤独的个人化写作。他所承载的重担是有意义的，也是无法放弃的。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他内心的冲突，都化作了有力的诉说，这声音应当是尖锐的，也是及时的。我不明白的是，那些没有思想的写作会得到标举，那么多乏力的、空洞的作品竟得到普遍的赞誉。当我们面对这些虚无的、无意义的诉说时，我们竟也会无动于衷，甚至失去最基本的判断的尺度；而当我们面对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时，我们却无法意识到它的伟大。
显而易见，当代人已经堕落到了极端可怖的程度：精神被窒息，人寻找上帝的机能在死亡，人对上帝日益严重的目盲与耳聋，还掺杂着鄙夷，直到沦为无耻的冷漠与麻木。在这样的世界里，你到哪里去找真与善的诉说？谁又会告诉你真实的想法？谁又能指出我们到底需 要什么？正是从这意义上说，北村的意义是无法逃避的，也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个有良知与使命的人，我愿意站出来，指证北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