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人的照片之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这是一张普通西方人的脸：细长的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嘴唇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的大街上到处可见。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阿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什么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地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可以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为什么？“是纯粹的不加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加思索，意思是，当有命令从上级传达过来时，下级就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这个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的临沂陈光诚事件：一个曾经的盲人维权者，在一个叫做东石古村的地方，被当地政府派人层层封锁在家，既不允许他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去看望他——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戏称该神秘村庄已经成了中国著名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部分不是当地政府的严防死守，而是那些参与看守陈光诚、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据说有几十甚至上百人。这些人昼夜看守东石古村，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仅是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以及没有其它途径可以挣到更心安理得的钱？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看《还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那个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押送到一个隔离区的警官。丙，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个星期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李主任……如果是站在东石古村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状态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我”不再是我，“我”只是一个巨大怪兽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负责的个人，是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更广阔的天空下，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加思索”的梦游者在体制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曾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镶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加思索”地转下去， 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