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之前，我一直以为《圣经》在中国是非法的。”21岁的德国白领米雪勒·施耐德说这话时有些不好意思。她本人是一位基督徒。

今年年初，施耐德被公司派往中国工作。“没想到第三天，我就发现北京不但有教堂，而且对外开放，尤其是，一些中国人并不讳言自己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很自由地读《圣经》，外语版的，中文版的。”

更令施耐德惊讶的是，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共印刷出版了4300万本《圣经》（其中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476605本），包括朝鲜文、苗文、彝文、佤文、景颇文、拉祜文、东傈僳文和傣文等８种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一些民族拥有大量基督徒），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由76个专门的销售点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确保了《圣经》能够快速地运送到中国各个城市、自治区、县、城镇和乡村，到达每一位基督徒的手中。

“我把自己的‘发现’打电话给在德国的朋友们听时，他们显然是将信将疑，如今，他们中不少人也到中国见证了这一切，并且都十分清楚--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施耐德认为，“中国的基督徒当然也享有宗教自由，可以自由地传播福音。”自诩“越来越了解和喜爱中国”的她甚至会援引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说法：“对宗教自由的尊重源于对中国客观事实的尊重，这与我们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相一致的。”

6月至7月，“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施耐德的家乡德国举办，这让她很是高兴。“我看报纸上说，这是中国首次在欧洲举办这样的展览，也是继去年在美国成功举办后的第二次走出国门。”

“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是应德国新教教会（Evangelical Churchin Germany,EKD）、德国“新教教会日”（German Protestant Kirchentag）活动主办方以及巴伐利亚福音信义会的邀请举办的。

本月7日到9日，展览在科隆举行，这恰逢“新教教会日”活动期间。它被认为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规模的基督教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又吸引了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和全德国的青年基督徒参加。之后，展览将于6月13日起转至诺因代特尔绍，直到7月中旬结束。

与去年在美国洛杉矶、亚特兰大和纽约三大城市举办时相同，此次在德国的展览仍然以“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经》语，《诗篇》119：105）为主题，分６个部分，分别展示历史上记载的《圣经》事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圣经》出版、印刷和发行，少数民族教会的《圣经》事工，《圣经》与教会生活以及《圣经》与基督教艺术等内容，采取了图片、实物、场景模型、多媒体演示等形式，展品有书画、剪纸、雕刻以及圣经手抄本等，大多数是第一次在欧洲亮相，其中不乏历史珍品，如1894年特别印制并送呈慈禧太后一册的“君王版”《新约全书圣经》等。此外，一个大型木雕也很引人注目，它通过75个极其精细地刻在一整块珍贵樟木上的场景，描述了耶稣的一生。

《圣经》最早传入中国可上溯到公元635年，属于唐朝的时代（618-907）。但由于基督教未能深深扎根于本土的社会与文化，因而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甚至几度在中国消失。近代19世纪，这一宗教从西方重新传入。“从此至20世纪，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中文《圣经》的翻译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为今天中国教会圣经事工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中国基督教协会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不过，民间有种说法，“与释迦牟尼骑着白象到中国不同，耶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它指的是，基督教在1840年导致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屈辱状态的“鸦片战争”前后卷土重来，部分西方传教士乘着帝国主义的战舰、伴随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大举进入中国，并与当地民众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引起诸多反感和反抗。一个本来是传播福音、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却不幸成为侵略者的工具，走向了其反面，于是广为中国人民鄙视，至少是“印象不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内仅有70万左右的基督徒。

为了打破基督教在中国的“旧印象”，特别是基于民族自立和主权独立的考虑，中国基督徒于1950年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力争以“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办好中国的教会，并于1954年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三自’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而19世纪和20世纪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是反对基督教信息，不如说是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因此，许多中国基督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并非其它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全国政协副主席、曾经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的丁光训主教解释道。

在采访中，许多中国的基督徒大都表示，他们不愿意“多了一个基督徒而少了一个中国人”。“《圣经》中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始终，其中有许多自我牺牲的爱国者的神圣形象。”于北京读大学3年级的年轻基督徒胡小小表示，自己在对待其他人或事情方面总是以“爱人如己”等许多《圣经》的教诲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2年前，胡小小第一次读《圣经》是把它当作“英语学习参考书”对待的。“可读着读着，我就越来越佩服耶稣本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勇气、信仰与爱。”如今，她称自己“相信耶稣的福音昭示如何生活，怎样才能托庇于上帝，展开新的人生。”在她看来，一生当中，就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圣经》上面，也不过是摸着其边际而已，“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想不花工夫就明白《圣经》，是没有的事--它是一本厉害的书，一把理解宇宙万象的钥匙。”

事实上，即便是对于中国非基督信徒而言，《圣经》与希腊神话同为打开西方精神世界的钥匙，书中的神话、宗教、历史和伦理故事，以及哲理箴言，多蕴含意味深长的玄思，也或多或少地影响过或正在影响着他们。中华民族和文化具有广阔的包容性与兼容性，从外传入的佛教就逐渐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际上，千百年来，基督教与《圣经》除了个别朝代与“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被禁以外，它们不时在中国留下自己的影迹。

从5、6年前开始，一位叫“冯象”的不是基督信徒的旅美作家开始着手重新翻译《圣经》，“我只是从文化的角度想做点儿贡献。”

在冯象眼里，《圣经》的原文是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成了半文不白的‘洋泾浜汉语’，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文学地位形成了强烈对比，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应该重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