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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遥远的中国陌生的中国
在金尼阁刮起“中国旋风”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时代。中国被称为“契丹”，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让人心向往之。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率先从海上来到东方。在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后不久，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就给他将要到东方的臣民下达了命令：“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1515年，国王正式派使臣前往东方寻求商机，由于两国对彼此礼节的无知，客人用以表示敬意的礼炮被广州官员当成寻衅滋事而闹得很不愉快。
1581年3月6日，法国著名作家蒙田在游览梵蒂冈图书馆时，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来自中国的书籍，大感新奇，于是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述：“我见到了一些好东西——一册中国书，文字怪异；纸张的质地远比我们欧洲的纸张精细而透明，由于纸薄透墨，只能印在一面，所以折叠为双页。据说这些纸是某种树木所产的薄膜。”欧洲人对中国的陌生程度可见一斑。
明末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禁锢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16世纪前期的来华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很多人甚至建议用武力为上帝开路：“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登上月球”。半个世纪后，利玛窦的到来扭转了这一局面。
向欧洲人述说中国
1611年初，在利玛窦去世半年后，怀着对上帝的虔诚，金尼阁来到中国南京传教。在南京期间，金尼阁与士大夫李之藻、杨廷筠结识，并说服杨廷筠入教。1613年，在华耶稣会派金尼阁赴罗马教廷奏陈教务。在回欧洲的漫漫旅途中，金尼阁将自己在中国发现的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作了补充和润色，将《天主教远征中国史》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此书在德国出版。书中介绍了中国的地理位置、疆域和物产，描述了中国的百工技艺、文人学士、数学天文，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民情风俗，诸如科举选仕、政府机构、待人接物的礼仪程式、饮食衣着、婚丧嫁娶以及种种迷信行为等等。著作还向欧洲人澄清了一个几百年的争论：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就是中国。
秉承着利玛窦学术传教的策略，在华耶稣会要求金尼阁返欧期间广泛募集图书，以便在北京建立教会图书馆。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宣传中国的同时收集了7000余部图书。1620年回到中国后，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年)、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但由于金尼阁过早去世使此计划落空。1938年，北京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7000部书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科学典籍。
像金尼阁一样，另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并作巡回演讲的耶稣会士是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年）。卫匡国是意大利人，著名的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1648年来到中国。他生性活跃，在华期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所以对中国山川地理、人物掌故详熟于胸。同时，他又广交江南名士、达官贵人，致力学习中文，阅读中华典籍，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
17世纪初，方济各、多名我等欧洲修会的传教士在利玛窦打开的良好传教局面下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对耶稣会取得的成就既羡慕又嫉妒，同时又不赞同耶稣会走上层路线的策略，对祭祖和葬礼风俗之盛及耶稣会士允许中国教友进祠堂、入孔庙祭拜等非常不满，认为中国礼仪属于宗教迷信性质，应予以制止。164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BautistaMorales，1597～1664年)到罗马向教皇呈递了17条对耶稣会的指控。对中国文化已有深入了解的耶稣会士们知道，如果罗马天主教会采纳了黎玉范的建议，自利玛窦以来在中国建立的传教事业将毁于一旦，危情之下，耶稣会决定派博学善辩的卫匡国神父赴罗马申辩。
在欧洲，卫匡国将自己对中国的地理、文化认识灌输给欧洲人。而此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也已开始了研究。1653年，当卫匡国经过荷兰时，荷兰东方学家高利乌斯慕名登门请教，因为他不久前从一份波斯文件中发现了一种据称是“契丹”人使用的纪年方法。当高利乌斯向他念出前几个字时，卫匡国就告诉他，这是中国的干支纪年法，并将剩下的内容一字不差的背了出来。高利乌斯对这一发现颇为兴奋，不久便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纪年方法，欧洲人由此对中国历史和天文记载准确性的信任度大大增加。
真正让卫匡国名垂青史的是他的四部著作：《鞑靼战纪》、《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和《汉语语法》。这四部著作几乎囊括了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眼界。
《鞑靼战纪》是世界上第一部记录明清易代历史的著作，评述了努尔哈赤、阿巴亥、多尔衮等领袖人物的文治武功，还表达了他对明朝覆亡原因以及满人入关后努力汉化，从而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固有文明的看法。这本被称为“17世纪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在1654～1706年间共用九种不同的语言在欧洲发行了211版，让欧洲人全面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虽然《鞑靼战纪》颇受欧洲人欢迎，但它也只不过是“开胃酒”，重头戏则是《中国上古史》和《中国新图志》。
《中国上古史》1658年首版于慕尼黑，在它出版前，欧洲人已笼统了解到了一些中国的历史。由于《圣经》讲述了世界的起源，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向来对各国的历史比较关心，17世纪尤其如此。《中国上古史》始于伏羲，终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即公元前1年，记述了夏、商、周、秦和西汉等五个朝代。出于宗教信仰和西方修史传统，卫匡国努力把中国历史引入到欧洲史学体系、《圣经》的编年史中，但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远古皇帝伏羲在世的年代较之《圣经》所记述的大洪水发生时间早了600年。这一发现将千余年来欧洲人奉为经典的《圣经》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引发了欧洲思想界对于《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启蒙思想家们也从中获得了历史批判的依据：当中国人开始编纂自己的历史时，欧洲人还在大森林中游牧呢！在1777年冯秉正的《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卫匡国的这部书在欧洲一直是有关中国历史的权威之作。
1655年于荷兰出版的《中国新图志》奠定了卫匡国地理学家的地位。卫匡国自称，他为此书作了十年准备，除了广泛参阅中国古代地理书籍和地图外，还得益于他本人在中国各地的旅行。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外加15省区各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从书中可以查到明中国各地城关的经纬度。在前言中，卫匡国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城乡状况、手工技艺、建筑、科学、宗教、王朝纪年表、中国长度单位等内容。最后还介绍了女真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与汉族的关系。而在有关各省的记载中，内容则包括地理位置、名称来源、建制沿革、风俗习惯、人文古迹、掌故逸闻等。此书成为当时研究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卫匡国也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除金尼阁与卫匡国之外，从1687年到1773年，耶稣会士总共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其中综合性的48种，历史题材的14种，地理和天文题材的54种，宗教和哲学题材的40种，翻译作品39种，字典和语法20种。出自耶稣会士之手的有关中国的著作，每年有两种以上在欧洲出版。此外，耶稣会士们与欧洲各界还有大量的书简往来。
早期近代科学的渗入
金尼阁和卫匡国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分别带来了中国皇帝的两个朋友——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年）和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年）。像利玛窦一样，汤若望和南怀仁之所以受器重，在于其自身具备的科学知识能为皇帝所用，虽然其中一些在欧洲已不算是先进。
1591年，汤若望生于德国科隆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1611年加入耶稣会。1618年，在金尼阁激昂陈词的鼓动下，汤若望随其踏上远赴中国的旅途。刚到中国时，“南京教案”（中国士大夫与西方传教士发生的第一次严重冲突，以致明政府禁止传教）余波未平，汤若望只能留在澳门学习汉语。1622年，后金大军直逼山海关，徐光启、杨廷筠上书建议购买葡萄牙红夷大炮御敌。1626年，守卫宁远的明朝将领袁崇焕利用红夷大炮将努尔哈赤打成重伤，传教士们的境遇始得改善。1627年，汤若望奉命前往陕西传教，通过测定北京、西安等城市的经纬度，他肯定了利玛窦的结论，在写给欧洲的信中，他指出：中国以北没有一个“契丹”国，所谓“汗八里”是蒙古人对北京的称呼，在过去的地图上，它的位置被错误地画得过于偏北了。
1630年，经徐光启推荐，汤若望进入历局，帮助徐光启修改历法。面对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崇祯皇帝越来越迷信于天人感应，但当时使用的大统历已非常古旧，无法准确预报天象，这使崇祯很是恼怒，下令重新修历。汤若望成为修订《崇祯历书》的主要成员。《崇祯历书》涵盖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的学说。历书共137卷，历时四年完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只可惜崇祯皇帝还没有来得及将其推广便上了吊，明朝灭亡，北京陷入兵荒马乱，很多传教士逃往南方。为了保护历书，汤若望选择留下，他对中国的改朝换代看得比较淡：“如果这个皇帝不在了，会再来一个，对我们也许比他更好。”
清朝建立后，为了迎合新王朝的需要，汤若望重新制造望远镜、日晷等仪器贡献给皇帝，并把《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呈给多尔衮，多尔衮又将其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用的“农历”。鉴于汤若望的杰出才华和敬业精神，大清皇帝颁布谕旨，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开启了外国人长达150年的掌控钦天监的先河。
汤若望在顺治皇帝登基后很快与其建立了融洽关系，他经常出入宫廷为顺治皇帝讲解天文学知识，顺治亲切地称其为“玛法”（亲爱的爷爷）。1651年，顺治皇帝在一日之内就给汤若望加封三次，1653年再授“通玄教师”的尊号，1657年又授“司通政使”一职。1658年，顺治再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使其成为清朝的一级正品大员。汤若望对顺治的精神世界影响是巨大的。顺治在24岁因患天花去世前，曾就继承人问题咨询汤若望，汤若望知道天花流行的可怕后果，因此建议皇帝选择一位出过天花的皇子继承皇位来确保江山永固，这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继位后，大臣鳌拜擅权，反对西洋历法，在大臣杨光先控告下，70多岁的汤若望和钦天监其他几位传教士被打入死牢，罪行是：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无巧不成书，就在判决发出不久，北京连续五天发生地震，人们以为是激怒了上苍。孝庄皇太后怒斥官员们说，“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而欲置之死地耶？”遂命释放，但汤若望不久含冤而死。
在汤若望最后的日子里，有个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至为其送葬，他就是南怀仁。
南怀仁1623年生于比利时，曾就读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会大学之一的鲁汶大学。南怀仁原本想去南美洲传教，但卫匡国的到来改变了他的命运，卫匡国的传奇经历和口若悬河的演说才能深深吸引了他，最终在信仰与冒险精神的驱使下于1656年随其前往中国。
南怀仁到中国后先被派往西安传教，但其鲁汶大学高材生的名声很快传开，1660年便被汤若望召回了北京。汤若望年长南怀仁30岁，对这位副手在钦天监的工作很满意，南怀仁也非常敬重汤若望。1665年，当耶稣会士们遭诬陷时，南怀仁代替已患中风的汤若望出庭申辩，后放弃可以出狱的机会在狱中照顾这位老人，清朝官员无不赞叹道：“汤玛法已拟死罪，他人将趋避之不暇，而怀仁仗义为之辩护，诚忠友也。”
康熙亲政后，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这位新监正上任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重建了北京观象台。在此之前的观象仪器基本沿袭元代《授时历》而造，汤若望等人编订的《时宪历》颁布后，旧的仪器便不再适用。南怀仁与钦天监的中国官员们一道，先后制造了天球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器、象限仪，于1673年完成。如今，在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侧的古观象台上，这些仪器依然伫立在那里，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1674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反清，在康熙极力要求下，南怀仁负责修造大炮，并撰写了火炮制造和使用的《神威图说》一书，有力地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他也因此被康熙授为工部右侍郎。康熙是一位好学的皇帝，南怀仁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为其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并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使得康熙能够与中国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深入讨论问题。此外，南怀仁还撰写了《坤舆图说》，向皇帝展示了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地图。南怀仁的贡献使其得到康熙非同一般的宠遇，他在1688年去世时康熙很是伤心。
1700年前后，东西方交流呈现出高潮，在中国表现为天主教势力的壮大，而在欧洲，“中国热”已达顶端，直接导致了汉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