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上海人。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律博士（Ph.D）。著／译有《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北京三联，1992），《中国知识产权》（英文，Sweet&Maxwell，1997，增订版2003），《木腿正义》（中山大学，1999），《玻璃岛》（北京三联，2003）及法学评论、小说诗歌若干。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及竞争资讯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兼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电邮：fengxiang＠earthlink.net）。
冯象先生的《圣经》译注工作，是两年前初次见面时就听他说起的。两年来，与冯先生见过几次面，又通过电邮，陆陆续续他也曾谈起相关的话题。恰巧，前些时候冯先生再度回沪，带来了他的新著《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这是他译经的初步成果。乘此良机，笔者就《圣经》译注与冯先生作了深入的访谈。
彭伦：您在前言中说，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译经的计划。当时您还在哈佛念中古文学博士学位吧？能否先谈谈怎么会产生这个念头的？
冯象：哈，这事常有人问起。十多年前———那时已经在法学院了。我在一篇短文《不上书架的书》（《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里提了一句，有位神学院朋友找我讨论经文，大概用的是和合本吧。译文蛮认真，一字字好像抠得挺死，但一查原文，那么多舛错，还诘屈聱牙，比老学究作律诗还别扭。怎么办？只好拿英语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来给他对照。那是我熟读的译本。莎士比亚前后那个时代的英语，语言学上叫做“早期现代英语”，还没受现代学院语法和中产阶级语言禁忌的约束，表达特别丰富而有韧性，可以大量吸收《圣经》（古典）希伯来语的词汇句式和修辞。现代英语译本，从廷代尔（William Tyndall，1490－1536，因译经被教会作异端烧死）开始———他的《新约》（1525）跟马丁·路德的德译本（1522－1534）差不多同时———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经历了教派间的血腥屠杀和政治妥协，才有了钦定本（1611）这座文学丰碑。那朋友对照读了，也很感慨；他后来当了牧师，极受社区敬重。要说念头，最早得感谢先师杨周翰先生的教诲。他给我们研究生讲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英译《圣经》和钦定本是重头戏，外教也跟着一块儿听。杨先生得知我在学拉丁语，就把他译的维吉尔史诗和奥维德《变形记》送给我。我出国后，译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时候，又多次赐信指教。说到翻译，我第一个要感激杨先生。
《创世记：传说与译注》，冯象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彭伦：最近有则新闻挺有意思。上海市教委把旧约《圣经》列入学生课外阅读参考书目，有家长提出抗议，不想让孩子太早接触宗教。我倒觉得，这些家长可能多虑了，因为《圣经》不仅是宗教文献，更是文学经典，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文化应该很有帮助。您能简单谈谈它的文学价值吗？
冯象：还是那句老话：读书无禁区。不要小看孩子，起码小学三年级开始，有比大人还懂事的；感觉敏锐，会思考问题，看法独到，比父母高明。“旧约”是基督教的说法，有贬抑犹太教为“旧教”的意思。所以西方学界通称“希伯来语《圣经》”，只在专指基督教《圣经》时，才说“旧约”与“新约”。我依从这个学术惯例。希伯来语《圣经》的内容和文学类型包罗万象，从律法神谕、部族历史、箴言布道文到诗歌传奇，应有尽有。语言风格我曾用八个字概括：“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见《不上书架的书》）。这样的文字我们没有，包括和合本等旧译在内；所以我译经，也是为了丰富中文的思想表达。当然，如同其他古典文献，《圣经》有不少深奥难懂的地方。如果觉得律法、神谕艰深，族谱或布道文枯燥，跳过去就是了。我们大人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不也是这样？
彭伦：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国内专门研究《圣经》的学者似乎并不多。您了解国内《圣经》研究的现状吗？
冯象：我出国20年了，回国主要同法律界交流，不太了解国内的《圣经》研究。好像从前朱维之先生写过希伯来文学史，书名忘了。金陵神学院和一些大学的宗教系、外语系有《圣经》课程；我认识两位请去教课的美国神学教授，听他们谈过见闻。受中以建交、文化交流和商业需求推动，北大东语系开了希伯来语专业，并请了外教，培养语言人才。宗教界我熟悉的是华东师大已故的徐怀启先生。徐先生解放前做过圣约翰的牧师，精通古典语言和经文教义，名望极高。可惜辞世早，未能完成他的《基督教史》。遗稿整理成《古代基督教史》出版，是先父作的序。我现在还时常查阅。他原来还计划翻译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和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也被迫放弃了。那样博学的神学家，现在再没有了。
彭伦：我冒昧地问一句：您希望自己的《圣经》译注，达到什么水准？
冯象：尽力而为吧，争取对读者和同道有个交代，经得起时间的甄别。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原创方面，上半叶成就高，因为有鲁迅；现在骂他或造他一个谣言也能出名卖个钱。下半叶虽然也有少数不错的，但放在文学史的长河里看，就不值一提了。除非玩时髦理论，在大学混饭吃，不会费劲去评论。翻译则不同，一百年成果斐然；人才之众，领域之宽，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就西文六大语种，英、法、德、意、西、俄而言，大体上法国文学的翻译最为杰出。例如傅雷先生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李丹／方于先生的《悲惨世界》，我想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了。不但语言优美，译者的艺术气质乃至人格理想都与原著契合无间。我是在乡下啃了法语原著，“文革”结束才读傅雷、李丹／方于的。那真是了不起的创作（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从此懂得了什么叫文学翻译。
彭伦：我细读《创世记》的译文，觉得非常享受，译文不仅有很强的节奏感，文字上也非常活泼生动，令我想起《史记》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的行文风格。这是不是您的翻译追求？
冯象：太史公的文思笔法，我以前常常琢磨，觉得妙不可言。大概受了些影响吧。不过，翻译和原创写作的路数不同。翻译首先要忠实原文（源语），在原文指示的语义韵律和风格意境的框架内运用译文（目的语），不能自由想象发挥；遣词造句，要受制于源语和目的语双重的约束。所以，翻译本质上不是学问，是经验活。外语当然要过关，还要学习文史哲等等各门专业知识。但是临到下笔，理解了的，往往未必能够顺利表达。要靠经验和技艺“旁敲侧击”，前人比作“带着镣铐跳舞”。这在《圣经》史上，也有一个博大精深的传统。那就是《创世记／前言》讲的，从希腊语七十士本开始，经由拉丁语通行本、德语路德本、英语钦定本，直到法语圣城本和犹太社本，那个经典西文译本的传统。不研究这些经典译本，不吸取前人的经验技艺，译经必定寸步难行。我以为，中文旧译之所以水准欠佳，无文学地位，除了未能网罗一流人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文译本的技艺研习不够。换言之，没有把《圣经》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体会、钻研、移译。
彭伦：从2002年开始初稿，到现在《创世记》出版，两年过去了，您完成的仅仅是旧约《圣经》的开篇，可见翻译难度之高。您对于整部《圣经》的译注进度，有没有通盘的考虑？准备几年完成？您觉得，译注《圣经》，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准备？翻译的难点是什么？
冯象：《创世记》之后，《出埃及记》等四篇的译注快完成了，明年应该可以出版。接着是《约伯记》、《诗篇》、《箴言》等“智慧书”。这部分文学性强，韵律复杂，难译，所以先做。多久才能完工不好估计，因为还有许多别的事情。
至于译经的知识准备，我望不见尽头。《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宗教思想与制度实践，跟迦南、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息息相关。你想，那要学多少东西，简直令人生畏！而“智慧始于畏惧”：《圣经》和希腊人、罗马人都有这个讲法。所以我不敢称专家，只是译者而已。
具体到翻译上的难题，就太多了。我做了些笔记，将来整理出来可以发表。举个简单的例子：《创世记》1：6，上帝说：大水中间要有苍穹，把水分开！
然后原文用了这么一个短语：wayehi－ken。字对字地译成英语，便是钦定本的“and it was so”：“果然（如此）”。
这短语在《创世记》第一章重复了七次，每次都紧接着上帝的“创世之言”（上帝说＋直接引语）。数字“七”在《圣经》里常象征完满、神圣、大力，而上帝以“言”（dabar，希腊语：logos，英语：word）创世的完满无缺，正是这短语的含义和重复的力量所在。怎么译？三种较为流行的旧译（新教诸派）和合本：事就这样成了。（天主教）思高本：事就这样成了。（圣经公会）现代本：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
都嗦无力，不能达意。何况造苍穹、分大水等等上帝的意愿的完满实现，称之为“事”就毫无神圣意味；再重复七遍，简直俗不可耐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拿拙译来比较一下，看如何处理。
希伯来语《圣经》的语言十分简洁，词汇、语法也不复杂。不像希腊人的作品，从荷马史诗到柏拉图，那种地中海波涛孕育的女神般的瑰丽多姿和哲人头脑的纯净、雄辩。然而越是简洁的文字，越难翻译：你必须舍弃一切修饰，回到语言的根本，回到常用词汇、口语甚至古汉语。从头开始，重新审视汉语的习惯和极限，寻求最恰当的表达而再现“上帝之言”。这可说是译经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改造《圣经》中译的基本语汇和句法的艰巨任务。
彭伦：您对《圣经》花了那么大功夫，却不是基督徒，您难道不担心有读者问您，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凭什么翻译《圣经》，不光翻译，还要来解说？
冯象：这我还真没有想过。我的师友和同事中基督徒、犹太人不少。他们听说我这项工作，都十分高兴和支持。不过你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因为，希伯来语《圣经》原本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典籍和民族文化遗产，后来才被奉为基督教的“旧约”。恐怕很多读者不知道，《圣经》还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马坚先生译本）说：“他（真主）曾降示《讨拉特》和《引支勒》于此经之前，以作世人的向导”（3：3以下）。《讨拉特》就是摩西所传的法（torah），希伯来语《圣经》的起头五篇；《引支勒》则是耶稣所传的福音（injiil，英语：gospel）。伊斯兰精神的确是非常宽容的：“穆萨（摩西）、尔撒（耶稣）和众先知所受赐于他们的主的经典，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归顺他（真主）”（《古兰经》3：84）。
那么，译经或翻译任何人们信仰的经典，信仰能否成为前提条件，或者说，信仰是否有助于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呢？我看未必。当年孟实（朱光潜）先生译注马克思著作，引来一顿狠批，铺天盖地，说他这儿错那儿错，无非因为他只是个学者。可是今天再读，谁及得上他的译文？没有。
我回国讲学，常有学生想当然把我当作教徒了。大概因为学者式的对各种宗教包括异端的宽容态度，这些年来不多见吧。
